嘉靖《宁波府志》（民国约园抄本）中有关“岁时节物”的记载

1978年过年时节去粮站买年糕（余德富 摄）

《宁波年鉴2015》刊登的市民挑选年货场景

　　王 佳 李维昶  　　

　　再过几日，就是鸡年春节。

　　每一年的春节看似相似，又有不同。习俗有传承，也有转变。

　　翻阅宁波的地方志书、老报纸等文献资料，那些岁时节物的记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春节期间的相关报道，告诉我们春节如何一步步演变、最终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意思的是，这不只是春节的演变，也是时代的缩影。

　　每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什么、提倡了什么、欢庆着什么，都是一条充满历史记忆的轨迹。这些集体记忆，深埋在了一代又一代宁波人的心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首辞旧迎新的年节歌，一幅充满生气的风俗画，王安石的这首《元日》点出了年节里非常有代表性的物品，比如爆竹，比如桃符。在宁波地方志书中，这些物品也是被屡屡提及。

　　旧时，宁波人过春节很讲究。嘉靖《宁波府志》卷四“分野 形胜 风俗”附“岁时节物”记载，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拂尘；除夕前数日，各家“以牲羞果饵馈送亲友”；除夕日，“各具牲醴（甜酒）祀神”，“以酒馔祀其先，既而召亲邻或聚家人而食饮之”，“明烛烧香或炽炭燔（烧）柴，长幼坐以待旦”。 

　　“家人团坐，或嬉笑玩耍，或款言细语，静待天明，这‘守岁’习俗，现代人都能说之一二。在过去，不少年节风俗都有个带‘岁’的称呼。”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人员介绍说，据《鄞县通志》记载，十二月中自朔至晦，各家择日制年糕具牲醴祀神，称为“送岁”或“谢年”；以酒馔祀先邀亲邻或集家人而食饮之，称为“分岁”；以牲醴果饵馈送亲友，叫做“馈岁”。

　　在《鄞县通志》里，“元旦”指的是农历新年，当时的宁波人怎么过年，志书里记载得很详尽。除夕日，换桃符、写春帖、易门神，长者贻小儿以银钱谓之压岁钱，以糕果朱提相投赠谓之压岁盘，甚至有“芋艿作酱，并鱼一肉一置于米缸谓之满米缸”，也是对来年生活的祝福。

　　到了元旦，先夕泛扫室堂及庭，五鼓而兴，设香烛陈果饵服礼服拜神祈俗；清晨家中幼者序拜尊长。这一天，不汲水，不洒扫，不乞火，不用刀剪，未昏而眠，不点灯，“传言夏日可免蚊害”。

　　元旦以后至上元，男子出拜亲戚邻里，谓之贺岁，亦谓之拜年，不过当时已是“相见多不拜惟口道吉语而已”。元旦以后各家多具酒食互相延款，谓之岁饭。元旦至初五日，商民皆休业，敲锣击鼓以相娱乐。初五日，商铺奉牲祭神，乃开始营业；钱肆则于廿五日过账，谓之开笔。正月十三日，各祠庙悬彩灯陈器玩以供神，谓之灯祭，亦曰扫祭，至上元而极盛，十八日而灯事散，谓之落灯。元宵这一日，各坊乡之民聚集在祠堂，设醮诵经祈福，或者掷筊神前问年岁丰歉。

　　“据志书记载，明清之际，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等地过年风俗基本略同。”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说。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政府认为要移风易俗、剔除旧历中所谓封建迷信内容，曾多次兴起“废历”运动，其中涉及废止旧历中的岁时节令。特别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报载，市县破除迷信委员会决议函请政府禁止神祃灶司业在庙市售卖祭灶果牌子、查禁废历（即旧历）除夕坐夜（即守岁）恶习等。其时，民众反应据报载则是“废历新年不减往昔”，“锣鼓闹盈盈”，人们穿红着绿，中山公园、江北大世界等地游人如织，各家商铺、戏院也应节举办各项活动。

　　1950年的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革故鼎新”，当是这个春节的最好写照。

　　政府倡议要大力开展文娱活动，尤其是群众性的拥军优属运动，组织群众到各种正当的文化娱乐组织里去，至于开场聚赌，则严加禁止。提倡节约、朴素，带领群众生产兴家。

　　这些倡议具体到宁波人怎么过自己的年，当年的《宁波人报》有具体描述：正月初一，城隍庙热闹依旧，人头济济，游客众多，所改变的是拜菩萨的人，不若以往多了；某部队首次在街头演唱《莲花落》，舞蹈的方式和歌唱的曲调都是新奇的；县立中学、浙东中学学生在街头跳秧歌宣传；烈军工属的家门口，挂了光荣灯，收到了年糕、慰问信、招待看戏的入场券和光荣标志的红布条。处处显示了新气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匮乏，百废待兴，那时候人们以春节坚持生产为荣。1958年的报纸刊出了一篇长篇通讯《不平常的春节》，提到了数位“人在休假心在厂”的宁波人，如宁波农具厂电焊工邢根宝年初一上午刚安排好春节后如何保证完成二月焊接抽水机管的计划，下午又在准备春节后工人互相进行技术交流的材料。动力机厂车工宋祖康，为了保证抽水机任务的按时完成，初一晚上就准备到厂里加班。

　　这是大生产时代的春节，以劳动为光荣，以增产为荣耀，这样的春节，体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同样，1969年春节，人们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当时的《宁波大众》刊出了一篇通讯，题为：在革命化的春节里。

　　这年的大年初一，奉化方桥公社仓基大队革委会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一起，下田生产，加紧搞好春耕、备耕；宁波北火车站和联运码头的工地上，装卸工人顶风冒雨装卸物资。正月初二，浙东针织厂后方车间，工人们坚持节日生产，找窍门、攻关键，进行技术革新。

　　1979年的春节还没到，迎春气氛已在宁波街市出现。广大群众提竹篮、挎网袋，喜气洋洋地购置年货，许多职工得了各种形式的奖金，喜上加喜。商店、菜场从早到晚熙熙攘攘，有些商店通宵达旦地接待顾客。

　　据当年的新闻报道，1979年宁波市列入计划供应的年货品种和数量都比往年多。尤其是蛋类和蔬菜，情况更好。据当时的统计，全市每三口之家，春节可计划供应30元左右的年货。

　　“年年过春节，今年大不同”，是当时很多宁波市民的感受，诸如“今年的市场特别繁荣”“办的年货特别多”“放假的日子特别长”“一些好传统都恢复了”。

　　当时，文化娱乐节目也令人耳目一新。宁波甬剧团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半把剪刀》。全省上映的影片中，有过去拍摄没有发行过的越剧传统剧目《碧玉簪》、黄梅戏《牛郎织女》，有外国影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美国科学幻想彩色故事片《未来世界》、法国故事片《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等。

　　和现在的年节一样，春节期间很多岗位需要坚守，1981年的《宁波报》在头版刊登报道，“向坚持节日生产的人们致敬”。报道中提到，电业工人投入全面检修，公交公司热情为乘客服务，煤气公司照常供气，纺织系统检修规模空前，清洁工人为打扮市容辛勤劳动。

　　1983年春节，央视春晚首次出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这一形式此后成为每年中国人除夕夜的新民俗。然而彼时，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春晚的开创性。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带来了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宁波市民开始到饭店吃年夜饭，开始春节期间出门度假，开始开展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当时春节期间有关宁波的一篇篇报道，比如1983年的《柜台内外笑声朗 节日市场真兴旺》、1993年的《名贵花木租赁业务在我市兴起》《鲜河鱼已成家常菜》、1998年的《城隍庙新春庙会加紧筹备》……记录的正是充满祝福的春节节庆生活。

　　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生产快速发展，丰富的物品点燃了人们在春节时的消费激情。除了购买各式食品、新衣，还出现了装部电话过新年的新时尚。2000年的春节，宁海农村出现了装机热。电信部门的统计表明，2000年春节前，等待装机的农户有6000余户。1月18日至2月1日，该县电信局在农村的日均装机量均在250部以上。

　　也是2000年的春节，正月初三，广场文化年拉开序幕，中山广场上，金蛇狂舞，鼓乐喧天。来自海曙、江东、镇海、北仑的10多个街道和乡镇的代表队各呈绝技，为市民献上了舞龙、歌曲联唱、扇子舞等精彩纷呈的节目。

　　时至今日，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吐槽春晚、发电子红包，成为了多元化生活方式中的一个春节新“节目”。

　　而在2001年的春节，不少宁波人已不再满足于打个电话、寄张贺卡给远方的亲朋好友，而是坐在电脑前，轻点鼠标，直接在网上送去祝福。

　　2004年，一个名词频繁在春节前被提及，那就是“保姆荒”。当年宁波媒体发出了“市场家政谁来补空缺”之问。保姆荒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人口流动的现实。由此而来的各种“用工荒”，自21世纪初，随着城市发展，就一直是萦绕心头的“老大难”。从那时起，每年的春节前后，各种“荒”都成为了常谈常新的新闻，也成为一座城市难以克服的年关之坎。

　　也是2004年的春节，海曙、江东、江北三区在春节期间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9年后，首次解除“禁放令”。积聚已久的燃放烟花爆竹的愿望化为巨大的购买力。当年截至大年初三，市区烟花爆竹销售已突破1.5万箱。爆竹声声中，宁波人迎来了一个热闹的春节。而当时间进入2014，年味儿PK雾霾，环保与民俗的纠结，宁波人做了选择，据报载，2014年春节，烟花爆竹少放了，除夕火警成倍下降。

　　2008年春节，留在宁波人记忆深处的莫过于那场50年罕见的冰冻雪灾，如何安顿车站内的滞留旅客，如何及时恢复交通运输，如何顺利接上水电……一时成为受灾地区的头等大事。有电力工人奔赴荒山野岭紧急抢修，有各方人士为留甬异乡人置办年夜饭，“温情”“温暖”是那一年春节的主基调。

　　近些年春节，互联网时代的新民俗———微信红包大行其道。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小功能，点燃了人们拜年的热情。新年祝福与“讨红包”“发红包”齐飞，手机须臾不敢放下，甚至有人连年夜饭都顾不上吃。新年祝福的味道究竟是变得更浓还是更淡？大概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春节习俗有传承，也有转变，总有旧习俗不再，总有新习俗出现，这些都值得一书。”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说，传统民俗也要与时俱进，用更多样的民俗文化来营造过年氛围。志书、年鉴等地情书编纂者会对其中的变化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与总结，存入城市记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