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达            

　　同学聚会，已退休的李君高谈阔论：“过去是多劳多得，现在是多活多得；以往比谁贡献多，如今比谁活得长。”笔者听后，深有感触。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按劳分配原则，绝大多数人耳熟能详，至今仍在实行。只不过，又增加了新的分配形式，如生产要素（资本）收入、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社会保障等等。多活多得则生动形象地告诉人们，国泰民安，社会稳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待遇越来越好，多活一年就多得一年的收入。退休者每月收入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有位机关退休者笑言：每天眼睛一睁，几百元钱就进卡里了。

　　多活多得不仅是物质利益上的多得，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多得。朱光潜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同时代比我有名的人都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生著作等身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说的是谦虚的话，但也不无道理。最近以１１２岁高龄辞世的周有光先生就因为多活而得名，被誉为“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经济学家”“思想启蒙家”等。事实上，在上世纪，世人不识周有光。在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里，王力、吕叔湘才是知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作为一般成员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起草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事实，但若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就过誉了。周有光先生自己生前就说过，有四个常州人对汉语拼音贡献最大：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与我。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是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完成的，然而由于其他人早已离世，只有周有光还活着，于是几乎所有光环都集中到了他头上。

　　其实，多劳多得与多活多得，本质上并不矛盾。只有多活，才能实现最终意义上的多劳多得。一些青年才俊或为了尽快积累财富，或为了早出科研成果，常常废寝忘食，埋头苦干，超负荷工作，结果往往是累坏了身体，有的甚至英年早逝。这样的结局就一生而言既未多劳又未多得，实在令人可惜。相反，也有些人年轻时不急不躁、慢工细活，年老时厚积薄发、硕果累累。如被钱钟书称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杨绛先生，一辈子生活在钱钟书的身后，不显山不露水。１９９８年钱钟书去世后，杨先生像换了一个人，整理丈夫手稿，出版丈夫文集。同时，自己读书、翻译、写作不断。出版了《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著作。前面提及的周有光先生，８５岁后致力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思考，百岁后出版了给他带来社会声誉的《朝闻道集》《周有光百岁口述》等书。两位百岁老人都是多活多劳多得的典范。

　　如果多活不能多劳，事实上也很难做到真正多得。百岁老人巴金最后几年的岁月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由于疾病缠身，苦不堪言，他曾自嘲：“让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宁波有位８９岁的老太太，躺在病床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临终恳求：给我一颗子弹。的确，那种毫无生活乐趣和生命质量的活着，带给他们的已不是多得而是受罪，活得越长遭受的痛苦越多。

　　笔者认为，多劳多得应该伴随人的一生。多活只有与多劳相结合，多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那种以为只要活着就能多得的态度，是消极被动的多活多得。应该提倡的是，锻炼健康的体魄，养成良好的心态，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或重拾昔日的爱好，或寻找新的兴趣，在读书写文、吟诗作画、音乐舞蹈等方面付出努力，实现积极主动的多活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