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２０１６年岁杪，顾宝凯诗集《外乡人》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我先睹为快，读后陷入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一个诗人，究竟能够在多小的地方写诗？

　　顾宝凯长期生活在象山一个滨海小镇上，他的精神生活没有陷入庸常与贫乏，相反，他的肉身、他的灵魂吸附了此处气息，和此处的种种生命一样，“在一道塘坝线的守卫里／各自生活，各自写下生命的细节／如此丰饶的世界，我们足以忘情地活着”（《旦门海涂》）。他感受到的是一个丰饶的世界，是丰富的生命细节，而“足以忘情地活着”即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合乎德行、合乎本性的快乐，追求美好事物时所获得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内在的善。由此，在诗人的眼中，寻常事物里体现出至善至美：“这世上大美的事物往往／具有弯曲的弧度，如：牛背／落在牛背上的细脚蹼，通往白鹭的脖子／和长嘴的弯度／以及不远处的塘坝线外起伏的波浪”（《旦门海涂》）。

　　然而，这个滨海小镇的生活里有太多艰难、卑微、孤独，如果将其简化为田园牧歌，无疑是一种冷漠和虚浮。对人情世故的悲悯，对人的命运的思索，使诗人的语调保持了节制与沉缓：“岛礁之外／清晰的天空，辽阔的海面，不着边际的蓝／还有我大半年撑船未归的老父亲”（《大海，这一生我绕不过你》），海天无际，诗人的情感空间随着视线伸展而无限打开了，却又收缩到对大半年撑船未归的老父亲的思念、牵挂、担忧这一个点上，画面上依然是一片空茫。至此，全诗戛然而止，归于沉默，却余音不绝。

　　除了自己的亲人，顾宝凯还写了生活在此处的船工、钓鱼人、砍竹人、种田人、打工者……他把他们统统命名为“外乡人”，命名为“无地址的人”，命名为“失散的人”。每一个人渺如微尘，在劳碌奔波、随波逐流中几乎没有稳定与归宿。他深深地理解他们，乃至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你也会看到那个在街头买两个包子／急匆匆赶路的人，他是我，也是／别人———穿蓝色厂服的工人／来自更远的异乡／他们遮盖了我，如一大片潮水／覆盖一朵波浪／所以，陌生的，熟悉的，奔走的／闲逛的，他们都是我，也都是别人”（《隐身术》）。在匿名的面孔中，在相同的命运中，诗人提起笔，向他们诉说衷肠，感慨聚散无常、漂泊无寄的人生：“如果落日不曾如此浩大／你就不会把我遗留在秋天的旷野／我就不会漂流到异乡／整夜看河床上星光的投影／我也不会看到大雁、火车、人群／就突然落泪”（《给无地址的人写一封信》）。

　　诗人所说的“外乡”“异乡”，是相对于灵魂的“故乡”“原乡”而言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写诗即是踏上归途，寻觅归处，求得心灵的安慰与灵魂的安放。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圣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于无限，这就是浪漫化。爱是沉默的，只有诗才能让它开口。”归途无尽，故乡仍在语言深处。在写给自己的挚友、诗人高鹏程的一首诗中，顾宝凯发出了哲学之问：“如果此去，没有终结的旅途／我们追逐一轮夕阳／一直下去，是否会回到各自的故乡”（《落日鹁鸪头》）。

　　其实人生乃漫漫旅途，难以回头、复返，唯有向死而生，才能将有限转化为无限，创造或赋予生命意义。这大概也是诺瓦利斯的意思。一个诗人对生命的理解，必然体现在他对死亡的理解上。在顾宝凯的笔下，死亡是那么具体而真切，死者却寂寂无闻而不可区别。“如果无人管理／它终将在数年后被掩盖，成为山体的一部分／连同他的枯骨／连同他在山下一世勤劳、清贫的生活”（《过无碑之墓记》）。在令人难以察觉之场景中，作者展开了生与死的对话，生与死并无阻隔。而这正是他与自我的对话，与他者的对话，与时间的对话。

　　让我试着来回答文首所抛出的那个问题吧！当一个诗人专注于对内心的探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时，他才能够不依托外在的幻觉，不执着虚假的名相，不使用浮夸的大词，越是写具体的事物、具体的生命，诗歌越具有普遍性意义。顾宝凯所在的地方小如海螺，却响彻着大海的涛声：“大海，我孤独地吹响海螺的号角／是因为，它体内的螺纹／如同波浪翻滚的线条／旋转着，一直连到顶端的原点／那是生命伊始，孤独的发源地”（《大海或者孤独》）。诗歌，不就是对抗孤独、对抗荒芜、对抗死亡、对抗时间的艺术吗？生命的归途并不遥远，它起始于一首诗，起始于一只海螺，起始于世界上最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