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银舫           

    春节逛书店，见有新版陈伯瀛先生《中国田制丛考》上架，立马拿下，回到书房中独自享受。

    此版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印3000册，收入“近现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之史部。据出版说明和总序、前言所述，此“丛刊”选取1949年以后未曾再刊行之近代名家学术著作共120册，分为文学、史学、政治与法律、美学与文艺理论、民族风俗、宗教与哲学、经济、语言文献共八大类，其中史学著作16部，《中国田制丛考》即为其中之一。“丛刊”编委汪高鑫在前言中说，“之所以重刊这批史学著作，是看到了它们在今天依然有其学术价值所在。作为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值得我们去加以发掘和继承”。所说极是，也是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看完“丛刊”出版说明、总序和前言，接着就是一页作者简介，上面只印了七个字：“陈伯瀛，生平不详。”

    这让我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如果连作者是什么身份都不知，怎么能列入“近现代名家”呢？岂不自相矛盾？

    那么请看原书作者自序的署名吧：“余姚陈伯瀛自识。”

    作为“丛刊”的编委，或者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最起码应该要去查一下余姚的地方志吧，而新出版的地方志应该不难找。一找，事情就能立马解决——1993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姚市志》第32编《人物》第2章“人物简介”（第1066页）赫然写道：陈伯瀛（1899年-1975年），名登原，以字行，周巷（今属慈溪）人。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后任宁波商校、宁波效实中学教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之江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古今典籍聚散考》等。

    陈伯瀛者，即陈登原也。

    如果再查考一下《慈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则可在第28编《人物》之“人物传略”（第1004页）中查到更为详尽的资料。这篇近千字的传略中，不但有照片，还有主要著作书目，其中就有这本《中国田制丛考》。

    其实，我是完全赞同《中国田制丛考》再版重印的，只是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的编者不识陈伯瀛为何许人而感到惊讶。这部专著，早在1935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36年4月再版。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在1980年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之一曾翻印，台北明文书局1987年7月亦予翻印，堪称史学名著。现在收录于“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中，有两点觉得不爽：一是何谓“散佚”？散佚，即散失。而这些书明明都在，何来“散佚”？二是既然是影印，应保存全书的完整性和原版的信息，不应删去原版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

    陈伯瀛（陈登原）先生的后人是不难找到的。他的大儿子陈宜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教授。2010年5月，他和三弟陈宜周（江苏大学教授）将陈登原先生的全部手稿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又与浙江古籍出版社合作，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经过五年的精心编校，终于出版了《陈登原全集》，16册，825万字，并在去年11月第19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上获得特等奖，这真正是史学界和出版界值得骄傲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