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萧寒现身甬城签售《我在故宫修文物》。 （周建平 摄）

    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胡燕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去年最火爆的国产纪录片，获得近亿次的点击量。新年伊始，《我在故宫修文物》推出了纸质版图书。昨天，该片导演、主编萧寒来到宁波聊拍摄花絮，谈纪录片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萧寒等主创人员接到的拍摄任务吗？昨天，萧寒以“用心良苦等待拍摄机会”更正了“拍摄任务”一说。“我们一直在争取拍摄机会，四五年前，我们就想拍这个选题了。”萧寒说，制片人雷建军发现，故宫的一批修复师特别棒，他们的生命状态值得去记录和呈现出来，“我们报了选题后等待故宫的同意。”

    萧寒对拍摄的故宫修复师如数家珍。“他们是传统中国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中保存特别完整的‘工’的阶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这是故宫文物修复师的匠人精神，但不是萧寒刻意呈现的。“我们只是想朴素地告诉大家：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可能是以一种你从不了解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生命质感对观众是一个冲击。我希望这些人物是观众的一面镜子，也许他的一句话、一个态度、对某一件事情的反应，会触动到你心灵一个小小的地方，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生活的认知，甚至对事情价值的判断，这个是我们最想去做的事。”

    让纪录片这个电影类型重新回归到应该有的地位，萧寒一直孜孜以求。历时四年完成的《喜马拉雅天梯》低排片下票房过千万元，《我在故宫修文物》票房600多万元。“有20万人买票进影院尝试纪录片观赏，在我心中这部片子已经及格了。”萧寒说，纪录片和电影不应该并列，它就是电影的一种类型。“100多年前电影出生的那一天，第一部就是纪录片。我们让纪录片走进影院，就是想让纪录片回归原来应有的位置。”

    “所有的电影类型有自己的观众，纪录片的观众远没有到天花板，但相信会越来越多，相信有一天票房一定会过亿。”萧寒举了韩国的例子，近年有两部纪录片票房过了一亿元人民币。

    相比锦上添花的“获奖”，萧寒更看重一部影视作品能影响到更多的人。拍摄纪录片是萧寒自认为“兜兜转转最终找到的一个喜欢又适合的表达方式”。这位毕业于美术院校的老师，画画也做电视台主持人，“这些都是在和世界对话，艺术创作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方式。有一天突然觉得纪录片是最适合我的。”

    真正走上纪录片拍摄之路后，萧寒发现，“当看到自己的一部片子能够影响到那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开心。”他原来不了解视频弹幕网站，听说90后、00后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留下很多话，他很有感触。他说：“作品能跟90后、00后有对话，我们的价值观、感触能影响到他们，这是特别棒的一件事。”

    正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的“择一事，终一生”，拍摄纪录片会是萧寒一生的事业吗？对此，萧寒的回答是：“不敢说是一生的事业，但至少我会一直做下去。”

    对于从去年底开始筹备的新作，萧寒表示与大家见面可能要到2018年。“新片还是会关注人，而且同样会关注那些普通人。这也是我的纪录片创作一以贯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