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

    近年来，宁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象越来越多, 不少社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自发地负责起了平安宣传、文明劝导、情报信息上报、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治安维护等工作。比如，2007年以来，慈溪市“和促会”（全称和谐促进委员会）先后为30万流动人口解决就业、入学、租房等实际困难，及时制止和化解各类不稳定事件3万起，募集帮扶资金近2000万元，帮扶困难人员5万名（3月2日《现代金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取决于以下几点：一是覆盖面广。如自2006年在全国首创村级“和促会”，至今慈溪347个村（社区）已实现了全覆盖，会员人数达8.2万；二是党委政府支持。宁波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对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治理十分支持，不少社会组织在实施公益项目中还获得了政府公益创投资金的支持；三是得益于它的自治模式。社会组织往往是由一群身份不同但追求目标趋同的人组成，其民间性和公益性便于成员自我管理。如慈溪的村级“和促会”成员大多是外来务工者，他们以“老乡助老乡”的自治模式解决了很多流动人口的实际困难。

    现在，在宁波各地，群众有困难不是急着去找政府，而是首先找社会组织，这样一来，大量的社会问题能在基层得以化解，减轻了政府的治理负担，降低了政府的治理成本，有利于促进“大政府”转型为“小政府”，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问题包罗万象，社会矛盾复杂多样，但政府不是万能的，“单打独斗”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可以大有作为。这是由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非营利性所决定的。前者使得其具有基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后者使得其具有利他性和公共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能让社会组织发挥政府和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将扶持社会组织当作一个重要课题来对待和重视。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已有社会组织56万余个，其中社会团体29万余个。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据并不可观。而且整体来看，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并不平衡，也不够充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这既因很多社会组织尚处在发展阶段，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不强，缺乏公信力，也因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够，政策支持力度有所欠缺。

    要使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组织自身要创新自治模式，利用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智慧”和“能力”。像宁波现在已明确将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网格”定位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会组织也应改革传统的自治模式，按照全域、全员、全能的理念设置网格，细化网格内容，推进服务管理精细化，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管理方式。

    就政府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社会组织支持，一是帮其确认“身份”。很多社会组织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很难开展工作。这点北仑就做得较好。该区率先推行基层民间组织备案管理工作改革，社会组织可通过备案制的方式获得相对明确的“身份”，这样做起事来就师出有名。二是制定政策法规支持社会组织。为了创新社会治理，提升服务质量，2015年7月，宁波市委专门作出《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法治宁波、平安宁波建设的战略性工作来抓。有了政府的支持，再加上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社会组织一定能够发展壮大，更好地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