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厘子

    宁波话讲“阿拉宁波人”，上海话讲“阿拉上海人”，都是“阿拉”，宁波与上海两地颇有渊源，显而易见。我们似乎从小就被一种思维潜移默化，即宁波人去上海，那不算人生地不熟，而是走亲戚。可是，亲归亲，宁波人对上海到底了解多少？这恐怕是个难题。倘若只看一本书，就能对老上海的风貌有个大致全面的掌握，那真是“毕其功于一役”了，在此我推荐曹聚仁的著作《上海春秋》。

    作者曹先生的大名，想必如雷贯耳，他是现代作家、学者、记者，并以办报闻名于世，其子曹景行亦是当代著名媒体人。曹先生少年英才，20岁出头就成为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的教授。抗战爆发后，他毅然从书斋走向战场，担任战地记者。后定居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上海春秋》一书的成形，正缘于1962年曹先生为香港《循环日报》写的专栏，先后发表的有关旧上海方方面面的记事文章，被论者评价为“极有裨于上海史料，同时又是极有兴味的小品文字”。这些文章当时并未集结成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他女儿曹雷编定，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所看的，已是去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修订版《上海春秋》，且被收入“克勒门文丛”——看到“克勒”这个词，大家可能有点印象，用陈钢老师给本书作的序文《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中的原话说，就是“‘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class（阶层）、color（色彩）、classic（经典）和club（会所）的‘混搭’，但在加上一个‘老’字后，却又似乎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因为，一提到‘老克勒’，人们就会想起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致、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们。”相映成趣的是，曹先生本人则从未以“老克勒”自居，相反，从前写这专栏时，他特地署名“土老儿”，因为他生于浙江金华农村，到上海后虽活跃于文坛，成为社会名流，却仍爱穿一身蓝布长衫，常被人当作乡巴佬，所以他干脆就用“土老儿”作笔名来追述上海往事。

    《上海春秋》全书分开埠、四郊、洋场杂话、人物、报刊旧话、寺庙、名园、海上剧话、游乐场等14辑，举凡上海的古今巨变、风土人情、异景奇观、掌故逸事，皆有展示，不失为“精彩的上海地方史志随笔集”。每个人看书的角度不同，作为宁波人，我看此书的侧重点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其中的“宁波元素”上，毕竟上海的近现代史，无论如何都不能跳过宁波来讲。记得郎咸平也讲过，在上海，宁波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者。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第一家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是宁波人在上海创立的。而这本书中涉及的宁波素材其实并不多，但相当精到，可见曹先生身为报业闻人，对于当时在沪宁波帮的认知，还是十分准确的。比如在《中国通商银行》一文中，他回忆这家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银行，“民初，这家银行的董事长是傅筱庵，常务董事是徐圣禅、孙衡甫、谢光甫和朱子奎，事务局理事厉树雄，业务理事俞佐庭，这就成为宁波人的天下了”；《麟桂路》一文，写上海早年以华人姓名做路名的，只有三条路，其中两条用宁波人的名字，一条虞洽卿路（今西藏路），一条朱葆三路（今四川南路）；《状元楼与绍兴酒店》一文介绍“在上海数百万市民中，有五分之一是宁波人，上海市场，宁波帮的势力，可真不小。”“上海的宁波馆子有许多家，其中以同华楼、状元楼最为著名。宁波菜式，以新鲜海味为最多，有名的舟山群岛，便是出产大量黄鱼的海港，因此，大汤黄鱼便是一味价廉物美的好菜。”

    如果我们宁波人赞美宁波帮有多厉害，终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而由金华人曹聚仁先生用他的生花妙笔娓娓道来，似乎更能让人信服，也算是“第三方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