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大众印象中的陶渊明是一个魏晋时代的田园诗人，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小说家张炜对他的理解却没有流于上述的概念化和符号化，他眼中的“五柳先生”是有着在官场四进四出的不愉快经历，并在不惑之年后突破“藩篱”，布衣粗服、躬耕田间，是中华诗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陶渊明的遗产》深入分析了文化想象中的陶渊明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陶渊明之间的区别。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当时不少忠直之士因不肯苟且于险恶的官场，做出了许多飞扬跳脱、放浪形骸的举动，试图在政治圈外保全身家性命。此类人物的代表群体有“竹林七贤”，他们身上带有特殊时代的高韬气质，人们称之为“魏晋风度”。张炜先生提到魏晋风度时，认为：人，首先得有尊严，然后才能谈得上“风度”。那么，陶渊明的风度是什么呢？是“归去”！尽管西晋从曹魏手中夺权的手段也不见得怎么光明正大，但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化官僚们仍有着浓重的忠君思想，残酷现实让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逃避政治。随之，清谈、任诞、饮酒、食散盛行一时，“养生论”“逍遥论”“无为论”“安命论”“纵欲论”等思想也开始拥有一定受众。陶渊明起初是犹豫的，虽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真正要“独善其身”极难。嵇康打铁、刘伶嗜酒，看上去很另类很彪悍，实际上很痛苦很无奈。不可否认，这些名士是值得敬仰的，哪怕他们故作乖张，但起码这些人不违本心。相比之下，陶渊明只老老实实做了一件事：辞官，拿起锄头去种田。用文艺点的语言来形容，是圆他的田园梦去了。

    很多人了解陶渊明，是从他的代表作《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开始的。尤其是后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是多少人的向往啊。但需要点明，这是诗人的虚构，这个存在于文学概念下的世外桃源在陶渊明的生活中从未真正出现过。它不是身居高位的王维笔下的优雅山水，也不是孟浩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深情赞美的稼穑之乐，更不是曾写过《悯农诗》，可一旦显达就用残虐手段为官的李绅之流所能理解的农家境况。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行为，其实并不如读者所想象的那样决绝，仿佛毫无留恋，拂袖而去。事实上，从现存的100多首陶诗来分析，陶渊明在做出此决定之前，有过反复的思索和衡量。一旦没有了薪俸，如何安家度日？光靠种田真的能养活一家大小吗？而且，在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中，不可忽视他对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的情感。陶侃为国家立下过赫赫功勋，官高爵显。孟嘉是那种在官场的泥淖中既能洁身自好，还能积极进取的人。陶渊明将这二位视作榜样，很想仿效，可当他发现自己做不到时，才决定退出。

    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陶渊明必须劳作，才能得食。诗人种粟米，酿酒喝，纵然“草盛豆苗稀”，他也依然勤力。“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他就这样将自己的身份完全置换成了农人，长年累月地在地里刨食吃。然而，不论他后来怎么精于农事，骨子里还是个诗人、文人。他在出仕问题上有过很多的纠结和挣扎，一场大火烧毁他的房屋后，他还有过恐惧……凡此种种，都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所以说，陶渊明的思想和艺术中存在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知道自己在田园里，要比在官场安定和快乐。就像西方哲人罗素所说：“快乐的生活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静谧的生活。”当然，我们也会看到陶渊明诗歌中的明亮感，这和他的耕作生涯息息相关。种田这种最基础的谋生方式，赋予了诗人来自泥土、阳光的健康气息，他的生活和大自然非常贴近。“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陶渊明置身的空间无比开阔和辽远……

    现实的农耕生活艰辛而劳累，但诗人还是用自己一生的选择和坚守，展现了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