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敏明 烟,我早就戒了,三年中只抽过六口。每年春节和清明节在父亲的坟头点燃香烟时才抽一口,但不知道父亲抽到了没有。 我曾有二十多年烟龄,以前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女士烟、雪茄烟,不管好坏,啥烟都抽。有一次,我逗儿子:老爸抽掉的烟钱如果叠起来那是老高老高的,现在为了给你留点钱,就把烟戒了。儿子说,戒烟不为钱,为健康。儿子说得没错,但也没有完全说对。 我爸是杆“老烟枪”,我读初中时,就曾偷偷地从他口袋里偷来几支烟,和同学蹲在墙角边抽。十六岁高中毕业,我到供销社开小店,那时省内及上海产的烟需要凭烟票才能购买。开小店的三年我倒是不抽烟,可我卖烟。有趣的是,那时外省烟是不用烟票的,而且可分支卖。我记得卖得最好的外省烟是芜湖牌。那时候农民真穷,穷得连整包烟都买不起。我记得我小店所在村的老文书,隔三岔五就拿着几分钱来买上两三支烟,来时偷偷摸摸的,显得不好意思。有时我看老文书可怜,就会多给他一支(整包烟零卖能多出一支)。每次看见他,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那位落魄的穷酸秀才。 那时候物资匮乏,布要布票,酒要酒票,糖要糖票,烟要烟票,重要的生活资料都要票。当年能在农村供销社当一个小领导是很吃香的,在那个还吃香的年代,年仅二十四岁的我当上了区供销社副主任,还管着一个镇、五个公社的香烟分配,为此,那时候的公社书记和主任看见我都很客气。当时,我们供销社有个香烟仓库,为了防霉,平时总是掩得严严实实的。但我可以随意进入这空气稀薄密封程度很高的香烟仓库,那是我的特权,我可以随时欣赏整箱整箱的宁波牌、青松牌、上游牌、大前门牌、牡丹牌等香烟。那年代,有谁能在雪白的的确良衬衫口袋里,插上上述任何一包烟,走在街上都是很牛的。 我小时候,虽然父母是双职工,但有三姊弟,父亲又嗜好烟酒茶,家里经常入不敷出。但对于烟民来说,饭可以一天不吃,烟却不能不抽。有一天,我看见父亲一上午都没抽烟,在家里踱来踱去显得烦躁。下午时分,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整出一叠报纸来,他自己不好意思,就叫我去供销社卖,并给我一张烟票。我记得那叠报纸卖了1元2毛钱,我给父亲换回了5包“新安江”。一见到香烟,父亲的神情立刻变得愉悦起来。我成家后,岳父一次告诉我,说我父亲嗜烟,左右兜里总放着两包烟,好一些的递给别人抽,差些的留给自己。待我们家家境好些了,父亲继续抽廉价烟。我工作后经常会给父亲买烟,但到春节他又拿回来给我抽,说习惯了某个牌子,好烟他抽不习惯。 对于父亲,我还藏着一件想起来心中便会隐隐作痛的往事。大概六七岁吧,一次我禁不住百货公司玻璃柜台里塑料扑克的诱惑,偷偷从午睡着的父亲的口袋里拿来五元钱,买了那副扑克牌。这可是父亲大半个月的烟钱啊。过后,我明显看到了父亲断烟后的局促,但他却从未怀疑和责问过我,即便他看见了那副崭新的塑料扑克牌。现在,我很后悔,没有在父亲健在的时候,向他坦白这件事。 人其实最难惧诱惑,由于整天和烟打交道,加上受抽烟的父亲影响,我也吸上了烟,而且烟瘾不小,一天可抽二三包,抽了二十多年,其间也戒过无数次。现在想想我戒烟的插曲也很有趣。三十岁那年戒烟,我硬是把整条的中华烟和价值千余元的进口打火机,从办公室楼上摔下去,以示戒烟的壮烈。四十岁那年戒烟,当天上午我写下誓言:再抽烟是狗!然而,憋不到晚上12点,我就在字条的字前加上“今晚12点前”5个字,不要脸地为自己开脱、解围。四十五岁那年去湘潭开矿,不幸受了风寒染上严重肺炎,我一边咳嗽一边还在抽烟。平时,我就是一副典型的、灰色的烟民脸。对有烟瘾的人来说,抽烟的感觉是很好的,高兴的时候抽烟,烦恼的时候也抽烟。不是有句俗语吗?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曾经烟给过我许多美妙的时刻和回忆,卖烟,管烟,自己吸烟,给人敬烟,我离不开烟。但随着烟龄的增加,烟也确实影响到了我的健康。人这个东西很奇怪,一定要等到上岁数,才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一定要等到毛病来了,才想到拒绝恶习、加强锻炼。抽烟,我二十多年来戒了无数次都戒不掉,最长时间仅停吸四天。但不知为何四十九岁那年,有天早上起来,只见阳光明媚,晴空万里,颜公河两岸花香扑鼻,就在那个美好的时刻,我想是不是能把烟戒掉?就这么轻松的一个想法,没有摔烟的壮烈和戒烟的发咒,我就戒成了,至今未吸一支。这事说起来还真是很奇怪,现在不要说复吸,我遇到烟味都避之唯恐不及。 今天,我还是很怀念有香烟的日子,怀念不是想重新抽烟,而是曾经因为香烟,生活中发生过那么多可堪回忆的有趣故事。 哦,香烟!这个东西,它是魔鬼,也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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