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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国际国内背景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新时期提升发展宁波开放型经济必须进一步重视企业“走出去”工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联动，构建开放大格局，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宁波能否进一步强化“走出去”优势，在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中保持大城市对外开放“第一方队”地位，直接关系到新一轮区际竞争中宁波在全国的位置，影响到“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宁波经济社会的发展。

    钟昌标

    开放、制造业和港口是支撑宁波发展的三支扛鼎之柱。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宁波，在其建城一千多年中，始终以对外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全球利益。随着宁波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经贸合作交流中心，结合国务院把“走出去”作为新时期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国家战略，宁波企业“走出去”呈现加速发展之势，截至2016年底，宁波市经过审批和备案的境外企业和机构达2477家、投资额135.3亿美元，投资区域达到116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第四个突破百亿美元大关的副省级城市，宁波企业“走出去”站在全国前列。

    一、“三管齐下”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发展态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领域呈现新高潮。生产的全球化要求国家间的贸易应该是高度自由的，否则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的生产加工、流转与就很难低成本地展开。经济全球化不仅要求贸易的自由，也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融资的便利。跨国公司以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在全球布局生产地，形成全球生产链或价值链。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席卷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参与全球运行过程的所有国家。自那时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进入艰难的调整期。期初人们认为，尽管此次危机前所未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也就逐步恢复，然而，一直没有出现“坚定的复苏”阶段。此时，最易唤醒的是各国自身利益的保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此阶段最易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有限保障本国商品市场，有限保障自己的生产和就业恢复，以便刺激有效需求的振兴。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要跨国公司回流、英国脱欧、特朗普要筑美墨边境围墙等现象了。

    由此，出现了以逆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国际保护主义政策措施。除了在国际贸易领域，还在投资领域采取，以鼓励本国对外对外投资回流为标志的全球价值链收缩的措施，防止本国战略产业被外国资本占据，还在金融领域采取歧视措施，对外国在东道国的融资采取差别待遇，甚至限制它们获取资金融通机会。概括起来，在国际投资保护主义表现为：一是在投资歧视上表现出严格安全审查。比如，美国在“艾克森-佛罗理奥”条款的基础上设立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和评估外国投资、并购美国企业，看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在审查外来投资实际过程中，美国的安全审查机制存在原则模糊，主观性强的特征。二是投资保护的泛政治化。政治体制和价值形态的不同成为阻止碍国际间投资并购的主要因素。三是对部分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不同国家将不同的行业划分为支柱产业，自定相应的法律规定限制外资进入这些行业。四是反垄断法的滥用。面对国际市场上风起云涌的投资并购浪潮，各国都加强了反垄断调查。五是对国有企业的歧视。要求国有企业投资者承担更多实惠责任、隐形投资保护政策等一系列不利于国际投资的因素。

    一系列的措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从理论上可以通过替代方式抵消一部分，比如，通过投资，绕过关税或非关税的壁垒，继续展开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然而，如果将贸易的替代措施——投资的渠道也限制住，贸易和投资的相互替代变得无效，如果直接投资受阻，但金融领域的自由还可以展开，那么直接投资的替代也会失效。总之，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三管齐下”，一起采取逆全球化措施，那么这种经济保护就变得严厉了。

    二、国际保护主义发展对宁波的影响

    宁波发展的历史轨迹证明，开放宁波就发展，封闭宁波就停滞。随着宁波经济的发展，本土成长出一批发展势头不错的企业。通过加快企业“走出去”，既可以利用境外的资源要素缓解企业发展瓶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重塑企业竞争优势；也可以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释放出一部分土地、能耗指标，引进优质项目，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腾笼换鸟”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还可能通过走出去学技术、高研发更好支撑国内市场的产品升级。

    日益严峻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环境，显然对宁波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不利。从企业来看，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盛行的正常投资并购被限制，阻碍宁波企业全球化进程，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国外媒体的不实报道，甚至诋毁误导给企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企业品牌和形象是一种打击，不利于企业做强做大。此外，西方不少国家泛政治化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企业投资，严重损害企业形象，大大增加了宁波企业国际化后来者的陌生成本。

    宁波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值得关注的阻力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国外的政治阻力。国家安全背后的商业利益与政治博弈。国外的政治阻力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容易遭受到的障碍，而“国家安全”则成为管用理由。事实上背后很大程度是商业利益在博弈，是商业利益政治化的表现。

    其次，国内外竞争对手的阻力。宁波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外国企业阻击，有的是东道国为了维护竞争地位，还有的是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除了国外企业，宁波企业还受到国内竞争对手的压力，同行在国际市场上追逐同一资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第三，企业自身实力不足。对外投资需要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实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宁波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投资额较小。企业境外投资金额不到100万美元的占23.6%，10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含100万）的占33.0%，5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含500万）的占17.9%，金额在10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含1000万）的占9.4%，金额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含3000万）的占0.9%，投资金额在5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含5000万）的占8.5%，超过1亿美元（含1亿）的企业占6.6%。

    宁波企业境外投资的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自有资金，其中100%为自有资金的占比高达63.6%；51%-99%来源于自有资金的占20.6%，其他资金来源于国家政策银行、国内外资银行、境外外资银行、境内内资银行等；部分投资资金（20%-50%）来源于自有的占13.1%，其他资金来源于各种形式的银行。受到政策鼓舞和本身经验不足的影响，一些宁波企业呈现密集涌出，不时幻想上演吉利收购沃尔沃之类蛇吞象的交易。但最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部分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不够而无法完成投资。

    三、宁波应对国际投资保护的对策建议

    严格说，面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更多是要从国家层面出招，诸如推动公平有效的国际投资体系、加强国家之间友好经贸合作制度建设，等等。但是，具体到地区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地区政府也要积极有为。

    首先，地方应把握本地对外投资动机做好顶层设计

    理论上，企业对外投资是企业的微观市场行为，但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中国迄今为止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战略与政策的强力引导与激励下发生的，政府在“走出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自2003年中国政府放开私人企业的海外投资审批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从2006年开始，私人企业的海外投资交易笔数出现“跳跃式”增长，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交易数的数倍以上。显然，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与制度因素密切关联。而我国长期存在的行业投资所有制歧视、融资所有制歧视严重是影响企业这一轮对外投资加速向外发展的因素。

    企业“走出去”直接涉及商务、发改、税务、外汇、海关、金融、外事等诸多部门，也与经信、建设、文化等行业主管部门密切相关。“走出去”的规模会一定程度影响到地方GDP、进出口、投资等重要考核指标，因此“走出去”工作推动需要市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市委、市政府曾在2005年出台“进一步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若干意见”，目前已经难以适应企业“走出去”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顶层设计的缺乏，导致政策力度不足，工作合力难以形成。也有少数政府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担心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会造成本地企业的资金和人才流失，影响考核指标，对支持企业“走出去”动力不足。尽管境外投资审批已经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但是很多项目由于需要申请境内贷款，还是要在发改、商务、外汇等多个部门分别备案（审批），多头审批手续比较复杂。

    在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国家构筑新型开放体制、区域传统发展模式调整的背景下，国内一些城市把“走出去”作为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缓解资源瓶颈制约、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杭州建立了“走出去”专项资金，青岛把“走出去”作为国际城市战略核心举措，深圳更是把“走出去”作为城市发展重大战略。为此，建议市委、市政府把“走出去”纳入宁波城市发展战略，将“走出去”与宁波实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圈三中心”、“名城名都”建设统筹起来谋划。

    其次，要转变“走出去”和“引进来”是“资金互换”的观念

    要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资源获取的角度重新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工作，并在实际发展中进行规划和引导。在“走出去”方面，优先推动企业到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收购拥有技术、管理、市场、品牌等战略资源的企业；进一步推动单位土地产出效益低、简单劳动密集型以及低端制造加工型企业向外转移；鼓励企业扎根宁波，以宁波子公司的名义开展全球化投资，促进宁波总部经济和本土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引进来”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的目录导向，加大力度引进全球500强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积极引进拥有技术、品牌、管理优势的外资企业与宁波企业合资合作，重点引进有利于完善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和带动功能的外资。

    企业“爆炸式”向外走，与当年欧美企业向中国产业转移不是一码事。欧美企业一般是由于国内市场饱和，为找到新市场，让品牌、技术、组织能在新市场发挥作用而向外产业转移。而我国企业到海外去，多数是为寻找资源、能力以便更好把海外优势转变为国内竞争力、毕竟国内市场远未饱和。所以，从宁波企业未来国内市场稳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要重视企业资金的双向流动。

    第三，商会和主管部门做好信息收集和前期调查研究

    把握东道国的审查制度和政策动向，事先做好市场调研工作，了解东道国的准入领域、审查程序等，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

    由于我国中介市场不发达，很多工作由政府在承担。在我们的调查中，77.2%的宁波企业反映最为迫切的需要是希望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及时的海外经贸信息。在市场化信息服务机构数量偏少，服务价格偏高的情况下，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协力完善“走出去”信息服务体系。同时，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是希望政府相关单位提供海外投资营商法律及财税等方面的专业咨询协助、提供海外市场准入与投资政策等方面的预警、提供涉外经济纠纷与争议解决协助、提供有效国际资源，寻找合作伙伴、多引进培育高水平的第三方机构、搭建交流平台并组织对接洽谈、推荐并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国际展会等。

    这些问题在目前市场中介不发达的现实下，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研究机构、市场化情报服务机构等研究力量，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建设国别投资环境信息库、境外合作项目库、风险防范数据库等“走出去”信息资料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公共基础信息服务，建设“走出去”信息平台公开发布；也要加强各个渠道境外信息资源的整合和挖掘，充分利用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的信息资源，境外招商机构的信息资源，政府外事和出访活动获得的信息资源，以及援外项目平台和大型国际投资合作展会的信息资源等，建立制度化的收集、分析和发布机制。同时可以考虑引进、培育一批面向企业“走出去”服务的情报分析、战略咨询、会计服务、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鼓励中介机构与国外投资促进机构合作开展对境外政治、法律、市场、劳工等的专题研究，为“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与经营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重大项目“浙江省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两大战略的协调机制与政策研究”成果）

    (作者为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

 高端声音

 “一带一路”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指出，中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确立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征程，将谱写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

    “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进入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主要依托东部沿海港口优势，借助东向的海上贸易发展经济，并逐步向中西部内陆延伸。“一带一路”倡议既强调海上合作，也强调陆路联通，既鼓励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也积极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通过向西开放，连接亚欧陆路大通道，推动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均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对接，同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的结合，真正实现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全面对接与贯通，带动形成了内外联动、陆海统筹和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信息大动脉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指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依托互联网形成发展的新动力，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信息大动脉正在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首先，这种新动力体现在当代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上，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而迸发的新型生产力，将为人类创造无穷的新资源、新财富、新空间。其次，这种新动力体现在当代中国人民的国防力上，发展网络国防力量、构建新型防卫体系，是我国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网络空间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责任。再次，这种新动力还体现在当代中国人民的文化力上，网络化开启民智，提升人们的素质、能力，现代人接受的信息量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通过改革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至少十年以来，并没有爆发危机，中国能够应付有一定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财富，仅土地可能就将近100万亿，同时从土地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创造的财富，也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当长的时间。二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从一到多”。比如微信，类似技术不是中国首先发明的，0到1不是中国做的，但是1到多是中国做的，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现在的腾讯就变成在这个领域里世界最领先的公司。三是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批领导干部确实具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握经济的能力，所以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也比较强。

    但这些原因不能长期持续，这些因素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能够安然无恙，市场和政府都不能掉以轻心。因此，要对风险的积累，做深入地研究，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也就是说防止危机的爆发。其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从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性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人比市场更聪明是不大容易的，所以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因为市场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以此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