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雨

    2003年的夏天热得诡异，才入六月，太阳肆无忌惮，像个耍泼皮的孩子。

    高三（2）班教室里的四个大吊扇“唰唰”旋转，犹如高悬头顶的四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坐在后排的我得不到一丝凉风的吹拂，抬头看着吊扇旋转的弧度，生怕内部哪个零件突然松掉，砸向正下方认真做习题的同学。教室里其实没多少人安于温书，距离高考还有六天，黑板上用粉笔画的倒数计时表无多少人关注，老师们也不大管束学生，木已成舟，能考成怎样，基本定型，教室成了象征意义上的学习场所。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揉成团，丢给前三排的她，“我们去报告厅吧，那儿凉快。”她摊开纸，看到这句话，两分钟后，我们携带几本书，离开教室。穿过热气烘烘的操场，塑胶跑道灼光闪闪，沿着甬道走下去，不一会来到报告厅。此处临河，河面的凉气裹着微风吹进窗户，学生特别多。座位紧张，一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来晚的只能席地而坐，或卧。有的男生索性剥了外衣，脱了鞋，大厅里充斥着一股浓郁的汗臭和脚臭味。在他们脸上，无一例外透露着大限将至的紧张与惶恐。

    就在半个月前，学校发布紧急通知，今年由于非典在全国范围内席卷，高考将提前一个月进行。听到消息，我们先是浑身一颤，在这冲刺阶段，一个月或许意味着命运的两极。继而想到担惊受怕的日子能提前结束，不失为一件快慰人心的事。从那天起，学习氛围发生了变化，用功的人更加用功，近乎通宵达旦，对学习本不感兴趣的人索性破罐子破摔，就这样吧！她是前者，我是后者，我奇怪她和我怎能走到一块。那天下午，眼见报告厅人满为患，我们于是转至校河边。棕榈树下，她埋头看书，我吊儿郎当观看河景。一个念头在我心头浮现：高考结束后，我们将各奔东西，面对一份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我想将其亲手终结。但这话此时不能说与她听，我希望她能考上重点一本，而我，上不上大学还是个未知数。那个河边的炎热午后，她趁看书的间隙，跟我说了几句话，我只觉脑袋“嗡嗡”发胀，记不得只言片语。

    白天过后，晚自习下，寝室成了另一个变相的战场，挑灯夜读已成常态，像我这样的人逆天而行，玩闹不止。深明大义的室友终于忍无可忍，质问我到底对不对自己的前途负责，我洒然一笑，背出一句徐志摩老师的诗：“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但在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我，禁不住焦虑来袭，深知自己的故作豁达，其实是一种胆怯心虚。

    那天终于来临时（六天之后），我执拗地将这份平静一装到底。一辆大巴开进校园载着我们前往考场。车上，我和她坐在一起，她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拿过我的手，在我掌心写下她的名字，然后在她掌心写下我的名字，两个名字闪烁在阳光里。

    我问这是干什么？她说能带来好运。我将信将疑。

    距离考场几百米的××小学作为临时休息点，此时严正以待，拉开阵势，每位考生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在身穿白褂的医护人员带领下测量体温。这是那年非典时期的规定动作，体温过高者将不由分说被隔离，现场洋溢着刑场般的凝重气氛，屋外过高的温度一丝一缕渗进来，口含体温器的我们如遇大刑，心惊胆战。

    所幸没有一个人发生意外，如期走进考场。

    在大考的两天正日子，我坐在二楼考场倒数第三排座位，带着准考证依次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数学、语文、英语、文综考卷真面目。印象最深刻的是考数学时，几道大题目我竟一题都答不上来，后来才知道，那一届的数学是九十年代以降最难的。我的答题显得无比漫长，心想，完了，这次看来是真的完了，再假装无所谓都骗不了自己。奇怪的是，这一来，反倒轻松了，放下笔，托着下巴，看起窗外的风景：不远处有个公园，孩子们正在玩跷跷板；不知何处传来工地打桩机若隐若现的声音，小贩卖西瓜的吆喝声，万般真切。

    考完最后一场，回到学校。当天晚上，整个校园炸开了锅，大家三五成群，各有各的庆祝方式。我做了一件特别标新立异的事，叫来一辆三轮车，将所有课本、参考书装上车，运到学校外的一个废品回收站，在一位年过五十的中年男子过秤之后，以三十元的价格将三年来的积累一股脑儿卖给了他。他对我说，我是第一个来卖书的学生，问我觉不觉得把书卖了可惜？我摇摇头，不置一语。

    接下来是离校，各回各家。因非典未过，理应是同学聚会盛行的日子，我们那一届学生基本上都偃旗息鼓，待在家看电视，看全国各地的非典最新消息，哪里又发现一出案例，哪里又死了一个人。一星期后，我们重新返校，凭借估分，填报志愿，我和她又见了面。自考完后，我们只通了一次电话，讲了五分钟话，有些事正按我的预计，按部就班往前发展，我觉得这挺好。

    填完志愿，我们坐同一辆大巴回家，中途转站时，她问我报了哪里，我说第一志愿是宁波理工学院。她踌躇片刻，告诉我，她报的是杭州师范。接着，她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高考前在校河边问我想考哪里的学校，我的回答是杭州。我愣了片刻，想起那天她确实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被夏天的热气和满目河水的亮光弄得心不在焉，连自己回答过什么都忘了。

    我目送她下车，留下一个背影，一切落下帷幕。我只记得她在炽热蒸腾的尘土中渐行渐远，那天的气温比入夏以来任何一天都高。

    三个月后，我们去各自的学校报到，从此再没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