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期间，朋友圈里流传着两份名单。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这两份名单中你知道多少？哪份名单中你知道的人多一些？

    范 昉

    答案揭晓：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以此宽慰所有的考生和他们的家长：真正的考场其实不只在学校。

    确实，考试是个点，生命是条线。人生不止路一条，何必急于见分晓。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历史上的科举其实是一种官员选拔机制，那时还没有高考这一说。其实，两份名单上的人，当时走的都是一条自学成才之路。因为历史上的科举制，始终是把自学放在第一位的。古代也有书院，也有大学，但数量很少，教育资源非常有限，绝大多数读书人是靠自学的方法，所谓“十年寒窗”。有的就住在庙里，一般大的寺院藏书很多，一代名相范仲淹从小就在寺院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和尚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

    智力的开发和使用不是一次性的，这个资源是无限的，由此产生的能量也是难以估量的。前一份名单中的人中了状元，当然是一种成功。后一份名单中的虽然一时落第，但通过著述、习武、经商等途径，他们的能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蒲松龄中不了举人，但成为小说家，他还在小说中写了好几个考场失意的人，为他们鸣不平。考不进大学的梁漱溟，照样可以去大学当教授，凭的是真才实学。

    关于人才，那种长期沿用的以学历和职称来定义人才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人才的实际情况。企业有“金蓝领”，农村有“田野上的院士”。新的科学的人才观，强调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就越广阔。考上了大学，当然是成功的开始。没有考上，也不要厌弃学习，转向实际生活，打工赚钱是可以的，但你的脚下仍然有一条自学之路。很多人大学毕业后，从事的岗位与自己的专业并不一致，他的知识和能力主要还是靠自学所得、实践积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老师和学生实际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学者的意义始终是一个学习者，而年轻人更具有优势。在工作中，学习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创新的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说了上面这些，我认为有理由向社会呼吁：建立与科学人才观相配套的机制，更多地放开自学成才的通道，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个人的命运。中国有几亿孩子，出类拔萃者有的是。放开自学成才通道之后，会出现很多人才，实际上也使得教育总供给更加充足。

    公务员招考、各类招聘应不设学历限制。设置学历限制，是对自学成才者的不公平，阻塞了自学成才者的上升通道，埋没了许多人才。事实上，学校、老师所能给予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主要靠他的经历和努力。

    施行“同等学力”政策。我市曾经有位市级领导，当时按照他的实际学历，是不够提拔条件的，但组织挑担，给予他以“相当于大学”的认定，这是实事求是的，他的水平大家有目共睹。只要给出“同等学力”政策（当然，不是降格以求），很多人尤其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他们通过刻苦自学，就更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社会要对自学成才者援手。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毕业后就陈旧了，而图书馆应是他们终身教育的地方，还要宽容买不起很多书的人把新华书店当作另一个图书馆。很多学者是靠图书馆、新华书店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书店的恩泽，然后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