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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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联锋 吴伟 单莹莹     

    今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入选。今年又恰逢法门寺秘色瓷发现30周年，在此背景下，“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5月23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展，这是故宫博物院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机构与单位联合举办的。展览汇集了187件（组）文物，是我国各地有代表性的秘色瓷一次难得的共同展出，因此也成为考古界的一件盛事。展览将持续至7月2日。

    数百年来秘色瓷是一个谜 一次次考古发掘揭开层层神秘面纱

    中国瓷器生产的历史源远流长，各种瓷器种类繁多，在这些瓷器中，有一种叫秘色瓷的瓷器可以说最为神秘。由于它传世极少，文献记载也不多，数百年来，对于什么是秘色瓷，人们众说纷纭。

    唐代诗人陆龟蒙有《秘色越器》一诗，广为人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其中的名句。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中写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北宋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

    除此以外，在《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都有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载。这说明，在唐宋时期，人们对于什么是秘色瓷是很清楚的。但是宋代以后，秘色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地，它成为一个谜。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展开考古发掘，随着地宫中的器物一件件面世，人们发现了一块碑，叫《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碑。碑文中明确记录着与地宫出土器物相对应的13件越窑秘色瓷，包括花口碗、花口盘、葵口碗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件八棱瓶，也被认为是秘色瓷。

    法门寺的考古发掘，让身份成谜的秘色瓷在几百年后重新被人们认识。现代人终于了解什么样的瓷器被称为秘色瓷，而秘色瓷与普通的越窑瓷器又有何不同。

    法门寺的考古发掘，为秘色瓷的判断建立了标准，也暗示着秘色瓷与帝王的特殊关系。随后，在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地、北宋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圣宗贵妃墓等一系列墓葬中，都出土了有可能是秘色瓷的器物。

    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揭示了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等作坊遗迹，同时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精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器物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相同。这意味着，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在秘色瓷的研究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突破。

    今年2月25日，在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布了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研究的重大成果：后司岙窑址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的窑址，也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主要烧造地，代表了9世纪至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艺的最高成就。

    这次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发现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青瓷作坊遗迹。在清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时，工作人员又发现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这次在窑址中发现的秘色瓷产品种类相当丰富，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还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种器物都有多种造型。出土的秘色瓷胎质细腻纯净，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莹润，有些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

    十多位专家学者开会研讨 上林湖越窑被誉为“秘色瓷的家乡”

    5月23日至24日，“秘色瓷考古新发现及陶瓷考古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位专家学者相继发言。

    故宫博物院原研究馆员耿宝昌讲述了在秘色瓷未被广泛认识的年代，人们对于秘色瓷的看法以及相关器物的传世情况。耿宝昌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陶瓷的学者很少，但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秘色瓷兴趣浓厚，大家都不知道秘色瓷到底是什么，“秘”字究竟是什么含义，该用什么作为秘色瓷的判断标准。还有人将湖田窑、柴窑等产品推测为秘色瓷。在那段时期的上海文物市场上，经营文物的商店里有很多现在看来是秘色瓷的瓷器，其来源基本在慈溪一带，其中瓶、罐类器物很多。这类器物那时被称为余杭窑、余姚窑等，还没有越窑这样的明确称呼，许多器物也在那时散失到了海外。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碑和相应的器物，人们才确定了秘色瓷是什么样的瓷器。“近期，通过浙江省考古所等单位同志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秘色瓷的家乡，这是十分重大的收获。”耿宝昌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在会上进行了主题为“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成果与考古方法的思考”的发言。郑建明以上林湖后司岙窑址为例，讲述了陶瓷考古的方法与实践，提出了以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在窑址进行实践。

    郑建明以后司岙窑址为例进行了讲解，包括后司岙窑址的位置和发掘的基本设计、遗址的保护展示等。在谈到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收获时，郑建明表示，这次发掘理清了窑场的基本格局和产品的基本面貌，确定了秘色瓷的基本特征。秘色瓷胎质更细腻更白、釉面更加均匀；制作工艺上，处理得非常精细，痕迹少。此外，还理清了秘色瓷的装烧工艺，这是秘色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最重要特征：使用瓷制的匣钵。经由对匣钵的统计发现，五代中期，秘色瓷的质量已经开始下降。郑建明还以后司岙窑址为主体，就作为完整产业链的窑址研究、窑系的时空框架与窑系间的关系，以及聚落与生产环境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的李伯谦认为，后司岙的考古发掘方式，代表着当代陶瓷考古发展的最新水平。李伯谦指出，考古学是研究遗迹遗物的学科，对陶瓷研究而言，最早是通过瓷片来研究窑口。1949年以后，才开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瓷窑和瓷器。现在，科技方法的运用又代表了最新的瓷器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是没有限制的，但传统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不能丢弃的；与此同时，把当前能够应用的科技手段更多应用到瓷器研究中来，与传统手段相结合，才应该是正确的研究思路。”李伯谦说。

    “具体到秘色瓷的研究，我们知道同样作为秘色瓷，其颜色也有差异。法门寺出土的器物为我们提供了标准，但是其中的个体也存在差别，这是不同的窑室气氛所导致的。”李伯谦认为，可以利用模拟考古的手段，看看什么样的气氛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将为进一步建立秘色瓷的标准提供一个思路。“从捡瓷片到运用考古学手段研究，再到综合的考古研究，是陶瓷考古研究方法的巨大进步。当然，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今后探讨。”李伯谦说。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侯佳钰从科技分析的角度，利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光学显微镜、分光光度计等测试方法，对慈溪后司岙窑址和荷花芯窑址发掘出土的秘色瓷、普通越窑青瓷以及窑具标本进行了研究，以此揭示后司岙秘色瓷的胎釉特征和变化规律、后司岙秘色瓷与普通越窑青瓷的异同，以及后司岙秘色瓷匣钵与普通越窑匣钵的异同。

    分析结果表明，后司岙秘色瓷的胎体和釉层元素组成与普通越窑青瓷无明显的差异。侯佳钰表示，晚唐至五代时期，普通越窑青瓷和后司岙秘色瓷的釉料配方，可能由二元配方变成了三元配方。这比北宋晚期定窑以及景德镇窑、龙泉窑宋元间才采用三元配方要更早一些。瓷质匣钵的原料有别于粗质匣钵，且瓷质匣钵原料选取和处理更加严格。“与普通越窑相比，后司岙秘色瓷釉色更偏青，且饱和度更低。后司岙秘色瓷特殊的瓷质匣钵+釉封的装烧工艺，使得釉中二价铁含量多于普通越窑青瓷，导致釉色偏青。与普通越窑相比，后司岙秘色瓷的烧造工艺更加严格和稳定。后司岙秘色瓷的出现影响了当时社会对青瓷釉色的审美取向。”侯佳钰说。

    ①②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

    ③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器及匣钵，展示了装烧方式。

    ④⑤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器。

    （故宫博物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