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达           

    最近，有两件事引发笔者思考。一是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因“大学生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退休后决心为中学生的培养做些工作，赴一些中学开讲鲁迅精神。开始听者如云，不久纷纷逃离。学生有一句话：“钱教授，你讲的这些对我们高考有什么用？”让更感失望的钱教授退回到书斋。二是笔者有次参加熟人聚餐，席间有人问道：某某怎么没参加？一人接话：请他干嘛，他来有什么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用无用成了思考的着力点，行动的出发点。有用则行，无用则止，有用蜂拥而上，无用避退三舍。按理，大学应是培养人才，产生科学家、思想家的地方。但我们的不少学校，学生就业率成了办学的指挥棒，哪个专业在社会上吃香，就业率高，不管师资是否具备、条件是否成熟，纷纷跟风设置。

    面对凡事皆问有什么用的现象，笔者不禁想起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假如他也是这个思维方式，那个整天发牢骚不干事，被别人视为无才无用的冯谖，早被赶出了门客队伍，也就没有了后来冯谖为孟尝君焚券义市、谋复相位的故事，没有了现在人人皆知的“狡兔三窟”的成语。

    一心为了高考的年轻学生，为了就业率的学校，他们的选择也许出于无奈。那些选择有用就交往，无用就绝交的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但是不能不说，如果凡事皆问有什么用，那么在科学研究上，则有可能永远停留在技术层面，难以攀登科学的高峰；做人做事上，则有可能成为功利势利、急功近利之人，难以成为哲人、伟人。

    钱学森生前曾有“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笔者以为原因众多，但凡事考虑是否有用，对己是否有利，不外乎原因之一。季羡林、费孝通、钱钟书、朱光潜等都曾留学欧美，研读国外的社会、人文科学，学贯中西，终成大家。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学子百倍于新中国成立前，但又有几人去研读哲学、社会科学，所选皆为就业易、赚钱多的金融、电子、商务等专业，即看来更有用的专业。

    笔者并非一概反对有用无用之问，而是反对凡事皆问有什么用。有用无用没有绝对的界限，往往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过去无用，现在有用；现在无用，将来有用；此事无用，彼事有用；对己无用，对他有用等等，不一而足。钱教授讲鲁迅精神，对提高学生考分也许无益，但对健全学生人格绝对有用。著名作家麦家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文学没什么用，心里装着曹雪芹、莎士比亚，老板不会给你加工资，找恋人加不了分，买房子打不了折。”确实如此，但是房子和票子能改善的只是你外在的生活，而我们还有心灵的生活。面对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时，我们的外在是奈何不了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而文学，恰恰就在这时候发生作用，让心灵变得更加饱满，更加有力。

    孔子奔波各地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与做人信条，结果处处碰壁，然而孔子死后却被尊为圣人，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当年，法拉第用一块小磁铁和线圈表演磁变电，现场的一位绅士问：“这很有趣，但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说：“您不要急，它会给您带来数不尽的税收。”事实证明，现在全世界因电力而创造的财富有谁能算得清，因电的使用给人们带来的方便有谁能说得清？

    大学问家、大科学家从不问有用无用。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问季羡林：“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季老回答：“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只看它是否精深。”并反问梁衡：“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说知不知。事实上，好奇心与兴趣是科学研究的动力；只求耕耘，不求回报是获得成功的秘籍。少些有用无用之问，少些功利、名利之想，很有必要。若一定要问，也要立足于长远之用、社会之用，而不是眼前之用、为己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