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帮博物馆展厅，有一块长长的区域专门展示香港“宁波帮”人士在促香港回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资料图）

    香港回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宁波帮”在香港有一定地位，不仅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包玉刚、安子介、马临、董建华、范徐丽泰、邬惟庸等，积极落实“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拥护《中英联合声明》，在《基本法》制定中认真负责，对于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临立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乐承耀

    一、拥护与宣传“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率先付诸实践。中央决定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信息，邓小平很早就向“宁波帮”作了传递，与包玉刚、马临、王宽诚等人稍有谈及。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包玉刚，并且把收回香港消息告诉了包玉刚，并要求包玉刚把信息传告香港的朋友们，说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在回忆父亲时曾经这样说：“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了爸爸。这一回，邓小平告诉爸爸一个重大的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爸爸得知这一确切消息比外界足足早了七个月。……这次，邓小平把这个重大决定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爸爸，可见爸爸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邓小平同时请爸爸转告香港朋友，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同年6月5日，邓小平邀请马临到北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告诉马临，香港问题将在明年和稍后一些时间解决。如果中国再不收回香港，人民会起来打倒我们。当马临亲耳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口中听到香港回归的时间表时，不禁热血沸腾，激动得彻夜不寐。稍后，6月15日，邓小平会见费彝民、王宽诚等香港著名人士时正式通报香港回归信息。邓小平说：“现在请港澳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京，因你们对香港情况了解，来商量商量。我先把中央已决定的原则与大家讲一讲：到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主权，这是原则问题，不可讨论的。但对香港仍要继续维持自由港、贸易金融中心不变，即根据宪法草案第三十条，原对台湾的也可用之香港，使其继续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过渡时期若干年，5年、10年使香港更安定更繁荣。”

    邓小平对包玉刚、马临、王宽诚、安子介等人谈话，表明收回香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此，“宁波帮”十分了解中央的决策，接受“一国两制”的构想，他们拥护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党和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步骤十分支持，在不同的场合宣传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王宽诚、包玉刚都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一国两制”的方针。1982年11月底，王宽诚参加五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就提到：“收回香港主权，理所当然。”1984年7月，王宽城亲笔撰写文章认为党中央“英明地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对世界和平具有国际重大意义，同时又是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即恢复中国的主权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并五十年不变的最佳方法”。这年9月27日，王宽诚说：“近几年祖国曾通过种种途径深入了解和听取港人的意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提出‘一国两制’，在一九九七年后保持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把这些要点全部列入联合声明内，这样既符合香港居民的意愿，又可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 

    包玉刚返回香港后，积极宣传“一国两制”重要思想和观点，他认为邓小平重申的“五十年不变”有两层意思：“一国两制”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只有后一个“不变”，才能保证前一个“不变”。并且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为此出巨资收购会德丰，震撼了整个香港。《新闻周刊》对此评论说：“对于包玉刚来说，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他将资金投放在1997年将回归中国的香港……他对将来的香港作为最佳投资地点充满信心。”这表明包玉刚将资金投放在一九九七年将回归的香港，弥补了英资从香港撤出的空隙，坚定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为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渡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进中英谈判中尽心力

    从1982年9月22日起，中英两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开始了两年的反复交涉和谈判。至1984年9月6日，中英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当然，中英谈判并不一帆风顺，英国政府企图采取各种形式来阻挠中国顺利恢复行使主权。“宁波帮”为推进中英谈判作出了努力与贡献。

    中英谈判一度出现僵局，包玉刚穿梭于中英两国高层之间，传递中英双方在公开场合都不便向对方传递的信息，对解决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起到了润滑作用。英国外交大臣贺维曾经对包陪庆说：“你父亲包玉刚先生，不但是邓小平的朋友，也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信任。他在谈判的几年中，两地穿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如机器润滑剂，增进双方的信任。同时，包玉刚还通过自己与美国总统里根的关系，向撒切尔夫人另一只耳朵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包玉刚自己说：中英谈判开始后，我在伦敦和北京穿梭了几次，以考虑谨慎的方式尽了绵薄之力。他的女儿包陪庆也富有赤子之心，为中英谈判的顺利进行，经常陪着父亲去北京、英国和美国，曾多次陪同父亲在北京接受邓小平接见。包陪庆曾经说：“确实，那时候，我常陪着爸爸穿梭于伦敦和北京之间，甚至还去美国白宫见里根总统。爸爸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站在国家的立场，向英国政要们解决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华民族的精神及统一国土的决心。爸爸同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英国外相贺维等人的私交都不错，他的话他们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三、《基本法》制定中作贡献

    中英正式签署并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便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4月，六届三次全国人大决定成立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简称“草委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2月，经“草委会”决定，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委会。并从次年7月1日起至1990年2月，起草工作历经4年8个月。“宁波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具体条文起草。《基本法》专门起草委员会委员由59人组成，其中23名为香港委员，涉及各界精英，宁波人为4人，占17%多，他们是包玉刚、安子介、马临、邬维庸；其中5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中，2位是宁波人，他们是安子介和包玉刚。

    “草委会”制定了工作计划，设立由内地和香港共同组成的五个专题小组，分头起草各自承担的法律条文。马临为五个港方召集人之一，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道负责“香港特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小组”，起草《基本法》第6章。小组成员有宁波人邬维庸等7人。钱伟长、马临主持下的教科小组广泛征求意见，聚会12次，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基本法》第6章的条文，三易其稿，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第5次、第6次和第9次全体会议讨论，最后获得通过。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苕华，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咨委工作中，我较专注基本法第六章，这章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有关的各界人士踊跃提出意见。咨委会搜集大家的意见上交草委会，所有意见都被草委会接纳。可以这样说，基本法第六章，香港人怎样说，就怎样写的。”马临的工作十分认真，他的工作作风受到同仁赞扬。法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为起草组成员，他对马临细致周详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回忆说：“每次开会，召集人总要拿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开完会后，总要发个纪要……我觉得他办事认真。”

    2、热心《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为吸纳香港各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意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5年7月2日至5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议决，决定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简称“咨委会”），由香港各届人士180人组成，“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安子介、董建华、邬维庸、吴光正参加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安子介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宽诚被委任为副主任委员，董建华、邬维庸、吴光正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5年12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宽诚以“咨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致欢迎词，安子介作为咨询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讲话。咨委会中“宁波帮”人士很投入，他们倾听香港各界意见，提出建议。安子介多次主持咨委会会议，主持咨委会与草委会交流。1989年11月中旬，安子介就组织了40多名咨委会委员、8个专题小组，赴广州与草委会专题小组及秘书处负责人进行了5次有意义的交流。在以后形成的400多份意见和报告中花了不少心血。比如，草委会“教科文”小组评选区旗、区徽，安子介就征求各界意见，为草委会提供参考。王宽诚结合香港实际情况，进行深人研究，提出了《关于香港土地政策的意见》，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节“土地契约”中，可以看到与王宽诚的《意见》精神相一致的条款。比如，王宽诚关于1997年后土地政策的建议中，提出“保持现行补地价政策不变”，在基本法的一百二十条、一百二十一条中得到体现，明确指出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约和土地契约有关的一切权利，继续予以承认和保护。

    四、香港政治体制确立中起重要作用

    “宁波帮”在香港新的政治体制确立中起了重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组建。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抛出所谓“政改方案”，对香港的政治构架和选举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使香港的平稳过渡遇到了重重困难，严重背离了香港的基本法，丢弃了香港民主化“循序渐进”的发展原则。彭定康的倒行逆施行为，迫使中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反应，采取“以我为主”的方针，做“另起炉灶”的准备，其中最主要措施是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宁波帮”人士积极参加筹委会工作。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并通过预委会57名委员名单，其中内地委员27人，香港委员30人，香港人士超过了50%。钱其琛为主任，7人为副主任。“宁波帮”人士安子介任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副主任委员，邵逸夫、曹光彪、邬维庸、吴光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及预委会委员，范徐丽泰应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委员，她说：“本来已不准备再做什么事，辞职后觉得应该休息了，但英国人处处不合作，香港要做的事又太多，样样都要从头做起。在这风风雨雨的时候，如果我不站出来，就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根据会议精神，预委会下设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保安等5个专题小组。“宁波帮”代表范徐丽泰任社会及保安小组港方召集人，邬维庸任文化小组港方召集人。预委会成立后，几个小组紧锣密鼓开展工作。范徐丽泰与邬惟庸积极地进行工作。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50位香港和内地的各界人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钱其琛为主任委员，王汉斌等9人为副主任。内地委员56人，约占37%；香港委员94人，约占63%，94位香港委员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宁波帮”杰出人士安子介和董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的原则设想》的决议，1996年11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推选委员会正式成立。由400名委员组成，集合了香港各界精英，“宁波帮”人士安子介、范徐丽泰、周亦卿等参与推委会工作。特首候选人是香港人自己提出来的，经过推选委员会通过的是3人，他们是董建华、吴光正、杨铁梁。1996年12月1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2个多小时的选举，董建华得320票，以80%的绝对优势当选为香港特首。同年12月16日，国务院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二是参加临时立法会的组建。199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的决定，并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这是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有效运作而采取的重要保证。同年10月5日，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宁波籍人士范徐丽泰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构作出了贡献。为避免特区成立时的“法律真空”，必须要有一个立法机关来审议通过保障特区政府成立时正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范徐丽泰说：“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补救措施，原因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主要是为了填补香港法律上的真空，在特定时间内通过一些法律条例，保证特区政府成立后能作有效运作和为特区首届立法会的顺利产生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工作。”

    1997年1月25日，临时立法会在深圳举行第一次会议，范徐丽泰当选为临立会主席。在范徐丽泰主持下，“临立会”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修订《香港公安条例》、《香港社团条例》和通过《立法会条例》等，并健全机构，完善制度，与行政机构既制约又配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事规则》等。自1997年1月到1998年1月，在范徐丽泰主持下，“临立会”先后通过了特区政府提出的30项特区运作必不可少的法律。任期内，范徐丽泰主持“临立会”审议了政府提交的50项主体法案及358项附属法则。

    （作者为市委党校教授） 

 高端声音

  香港回归20年的“变”与“不变”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齐鹏飞指出，要科学地总结和揭示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科学地认识和评价“一国两制”之新香港的“变”与“不变”，作为继续前行之借鉴。

    先看“不变”的方面。香港回归2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璀璨依然，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和祖国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以及“超级联系人”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特色依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区制度有效运行，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再看“变”的方面。我们必须正视，香港回归20年来，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成功；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是，这正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高度概括和揭示的——“‘一国两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需要不断探索前进。20年来，香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这个阶段有挑战和风险，也充满机遇和希望。”因此，必须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必须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指出，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机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种韧性又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妥协的团体，一个“老好人”团体，而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这才是这个党力量的来源。

    救亡不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和下一个命题的开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华民族开始经历百年复兴。前一百年救亡，后一百年复兴。前一百年历经坎坷，后一百年依然如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不懈追求，这是一代一代承传的不熄的火炬。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企业家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表示，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必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

    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时间眼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重于获取短期利润，一心想“赚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