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银行抗币兑换通知

浙东抗币印刷机

浙东印钞厂旧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75年前，浙东抗日根据地在烽火硝烟中诞生。它留下的众多革命遗址，诉说着根据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事活动的全面兴旺。

    处于余姚梁弄的浙东银行旧址，见证的便是一段至今尚未被大众熟知的历史——根据地建设实践中的金融创新。

    75年前，革命先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探索出货币管理方法，赢得根据地群众的信任，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佳 胡国忠 陈质彬 李维昶

    1

    历史不会忘记。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重要决策。

    在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第一师派出的一大批干部，先后汇聚浙东，开启了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

    浙东抗日根据地地处祖国东南海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之间，以余姚梁弄为中心，东濒东海，南迄甬金公路，西跨浙赣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三东的广大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1941年初至1945年9月，在长达四年多的敌后抗战中，浙东区党委领导浙东军民，与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转战643次，歼灭日伪军9197人，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央党史研究室到宁波考察调研，评价浙东抗日根据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全’字，包括根据地创建中开展的财政金融工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介绍，这项工作，随着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斗争发展而发展起来，为军事、政治斗争服务，经过了初创、发展、巩固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采取的方针政策，至今看来，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浙东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充满艰险，创立之初，便饱受敌伪控制货币命脉、进行经济渗透与打击之苦。在这一时期，根据地的财经金融事业开始“筑基”，建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下设慈溪、浒山、余姚分会，分会下面是税务所；组织了一支财经税收的队伍，成为财经税收工作的骨干；采取不同形式抓收入，收税、搞钱粮、收爱国捐款。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保证了部队的基本需求。

    当根据地建设进入发展阶段，财经金融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财经工作“多管齐下”。

    巩固和加强税收金融工作。1943年后改设税务分局，下设税务派出所，派出所下设税卡，采取武装护税办法。为健全税务制度，草拟了《战时进出口货物税征收暂行办法》，并采取了物资分类税收的政策，规定了四大类的税率。利用税收政策的经济杠杆来冲破敌伪的经济封锁。

    完善征粮办法。征粮是根据地主要的收入来源，征粮地区分为游击区、基本区、敌顽区。前两种地区收公粮，敌顽区采取收缴公粮款、解缴法币的办法。1944年征粮法正式公布，规范了征粮工作，将公粮和田赋合并征收，一年一度，一次征收。

    着手准备发展金融事业。设法制造抗币铜板；组织力量做好抗币的印制工作；做好统筹发行工作；起草抗币条例和银行条例，以及起草关于发行抗币向华中局的请示报告等。

    当时间进入1945年，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地金融事业也进入了巩固健全阶段。

    这一年，根据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决议，报经华中局同意，1945年4月1日，浙东银行成立。发行抗币总数定为200万元，等于粮食200万斤的价值，作为浙东银行的准备金，同时公布《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和《浙东银行条例》。浙东银行抗币成为浙东地区唯一的地方本位货币，其后盾以稻谷为主，还有金银、有价证券、固定资产。

    “健全金融制度，稳定物价，方能进一步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识。”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除了维持本地区的一切开支外，还有节余上缴。

    2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1945年浙东银行成立时，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和上海浦东4个行政区，16个县，44个区的革命政权，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说：“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他在具体说明中，列举了其中的3个：浙东、琼崖和陕甘宁。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有自己的金融，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能做到这么棒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我们党就在创新。”在浙东抗日根据地金融货币展的开展仪式上，何克希儿子深情回忆。

    为了改变根据地的财政困难状况，加强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用好财力，确保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的供给，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司令部作出决定，设立金库，建立总金库制。

    按金库制度规定，所有现金，包括税款、粮食代金等都应解入金库，各地所需费用，都由金库下拨；军政机关的开支费用，必须有预决算制度。为了能贯彻执行这个制度，由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东行政公署发行金库兑换券。

    “在当时敌我交错、战斗频繁的环境下，解送大量现金、长途往返于敌我之间是十分危险的，金库兑换券便发挥了积极作用。”党史研究人员说，该券印发各单位、各部队后，可凭券向当地税务机关、县财经科提取现金；再由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将金库兑换券汇集，抵作现金缴入金库。“按期有预算决算，各级负责人亦不得乱批条子，规定执行严格，风气很好。”

    金库兑换券是浙东根据地认真学习其他根据地的货币发行经验，结合浙东地区斗争实际，创制出的一种独特“抗币”，起初仅限于内部划拨支付，随后，由于被社会所信用，乃逐渐流通于市场。

    在浙东根据地流通的货币中，除了纸制货币，另有金属制货币，据党史研究人员介绍，这种浙东抗币金属辅币极为罕见，为全国抗日根据地首创，也是独一无二的。

    该币用钢模压制，镴质制作，于1945年8月19日至9月30日期间、由浙东区行政公署所属余姚县浒山区抗日民主政府发行，在署所辖范围内通用。浒山区镴质抗币有壹角、贰角、伍角三种面额，币正面上方“浒山区临时辅币”字样；下方为年号“1945”；背面是光背。

    这种金属辅币是浙东地方抗币的一种。地方抗币大多发行于1945年8月到9月间，与浙东银行抗币等价流通使用。“地方抗币，亦是浙东区党委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坚持敌后抗日、对敌开展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有金融手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地的迅速扩大，抗币供应未能满足需求；因敌伪统治面临崩溃，法币和伪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交易急需大量抗币去占领市场。浙东银行的抗币因受材料、设备、技术和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发行数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浙东行政公署一方面命令浙东银行加紧印发主币和辅币，增发本票，将金库兑换券加盖印鉴后对外流通，组织各支行印制发行兑换券。另一方面采取应急措施，允许各级地方政府及合作社、盐行、商会等经济团体印发兑换券和辅币，借此以弥补抗币发行的不足，活跃金融市场。

    抗币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因为信用很好，币值稳定。”在抗币发行前，浙东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相关负责人便研读华中局的指示，实施中创新性地把握几大原则，科学确定抗币和法币的比价，贷款给群众时采取生产发行的方针，同时开展贸易管理等，大力巩固了抗币的信用。

    3

    诚信，永不过时的价值取向。

    抗战胜利后，为了全国的和平大局，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北撤。

    为维护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威望，保障百姓经济利益，维护抗币的信用，撤退前开展了抗币的回收兑换工作。

    根据地政府组织人员发布兑换通告，设立兑换处，拨出粮食、白布、食盐等实物兑换，也有用法币甚至黄金、银圆进行兑换。其中，粮食以一元抗币折合一斤大米的比价回收。回收后，抗币就地销毁。其中，浙东银行共收回本行发行的抗币647658.55元。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小小抗币，见证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性壮举，更凝结了这份难得的红色精神。

    “大批的公粮征收起来后，分散给老百姓储存，保管得也很好。”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浙东银行常务董事陆慕云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凝聚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共产党永远的制胜法宝。

    当时，敌伪以据点为依托，对浙东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军需物资和民用必需品进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携手，在税收政策这个杠杆的带动鼓励下，布匹、药品等一部分军需物资，必需的日用工业品，甚至一些枪支弹药，被“巧妙”地送入根据地。

    为抵制伪币，稳定地方物价，方便市场交易，浙东地区于1940年后便出现民间商会币。商会是商人自发组建的群众性团体，这支民间力量在1945年为应对货币危机、保护地方利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浙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4年多时间里，在自己的解放区内，逐步建立起人民的金融事业，这份光辉业绩和展现出的红色精神，犹如一座丰碑，巍巍矗立，永不磨灭。

    目前，浙东抗日根据地金融货币展正在位于郁家巷1号的宁波金融史馆展出。此次公益展的展出时间至2017年10月7日（上午9：00－11：30，下午1：00－4：00，周一闭馆）。前往参观的中小学生可凭学生证免费领取一套记载这段历史的书签。

    本文图片由市钱币学会、市金融史馆、鄞州区家庭档案联谊会会员郁松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