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略研究院陈雪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提出，在人工智能技术日臻完善的今天，与之有关的犯罪也开始蔓延，其在法解释学上的意义亦值得深入探讨。

    人工智能的新兴领域往往会带来法律调控手段的留白，而具体法律条文的滞后性又让法律解释大放异彩。以诈骗罪为例，从字面解释来看，“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是判断诈骗罪是否成立的关键环节，而机器是否属于被害人行列，“错误认识”和“处分行为”的主体是否可以是机器，单纯运用字面解释无法回答。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运用限制解释的方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定义中没有指出机器可以成为被害对象，不可以扩大解释，即排除机器成为被骗对象；第二，只有自然人和法人才可以产生错误认识和处分行为，没有特别说明，在没有包含和列举关系的前提下，排除机器可以产生错误认识并进行处分行为。因而，本身去解释“机器能否被骗”抑或“机器是否能够处分”的问题，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与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依然照搬旧理，不能灵活思辨与时俱进，那么我们的法学研究不仅会止步不前。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下，法律解释更是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