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群雕前，竺扬的孙子竺松民（左）接受采访 （龚国荣 摄）

96岁高龄的张林冬老人（左）接受采访 （龚国荣 摄）

    王泰栋 周雅飞        

    17岁，英俊少年的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27岁，患有腿疾的他，参加了恢复和重建宁波党组织；

    80多岁，到了黄昏之年的他，念念不忘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希望留下自己的见证……

    他，就是宁波籍革命老战士竺扬（竺良牧）。

    在纪念建军90周年、纪念新四军成立80周年之际，为了再现竺扬的生动事迹，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一个摄制组，历时半年进行拍摄。从奉化江口竺家、奉化县城，到鄞南地区的朱家峰观音庄、天王寺，再到四明深山的壶潭村，凡是竺扬足迹所到之处，摄制组一一造访，又到北京、上海、武汉、南昌等地，寻访他的学生、子弟。谈起竺扬，好些人说“良牧是我的领路人，一生不会忘记他。”

    投身南昌起义 一路作战

    1926年，竺扬在省立四中读书，与沙氏兄弟沙文威（史永）、沙文汉以及陈修良和陈修良的母亲、被称为“众家姆妈”的陈馥老太太十分熟悉。史永当时是宁波市学联主席，是团宁波地委的负责人之一，竺扬是共青团员，市学联的主席。1926年，竺扬被学校开除，回到奉化江口竺家老家，这期间他干了两件事。他与哥哥竺一平发动农民运动，组织农会、二五减租。把他的阿婶与蒋介石的妹妹一同念佛的庵堂也封了，改成“养老院”。他还成立了党支部。当时中共宁波地委负责农民运动的委员竺清旦到江口检查工作，一边赞扬这个稚气又莽撞的少年“农运搞得好”，一边又委婉地指出其程序上的不足。之后，兄弟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也得到承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派通缉了一批党员、团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迅速转移到武汉。竺扬和同乡俞佩钦，还有宁波手工业工会领导人柴水香等人也到了武汉。7月，武汉已经出现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反共的迹象，于是，17岁的少年竺扬与俞佩钦、柴水香等奉命参加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当学生兵，投身八一南昌起义。

    8月酷暑，他们一路作战，一路向南行军。江西会昌一战中，竺扬亲眼看着俞佩钦倒下了，他自己腿上也中了一颗子弹。但他还是坚持跟着大部队走，一直走到汕头，在过一条塞满尸体的河流时，伤口感染了，生了蛆，他被抬到伤兵医院。没有药物消毒，医务人员只好拿干石灰撒在伤口上，用水一浇，他痛得死去活来。无奈之下，他写信向哥哥竺一平求援，竺一平闻讯立马卖掉田产赶去，费尽心力把竺扬拉回上海抢救。命算是救回来了，可是他的腿落下终身残疾，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伤痛时不时折磨着他。

    当时，兄弟俩是遭到通缉的，他们只好在上海一边疗伤，一边暗暗寻找组织。不久后竺扬由党组织介绍到华南大学读书，在那里认识了同乡朱镜我，朱镜我是鄞县人，是一位大学者。不久，华南大学被查封，竺扬又找到了沙文汉，沙文汉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回来，沙文汉安排竺扬在沪西区委印刷厂工作，后来印刷厂又被查封了。竺扬带了一些秘密印刷的党的文件、宣传品回到家乡，家乡反动派仍旧要抓捕他，他只好又逃回上海。与沙文汉一起住在常德路一家煤炭店楼上，办“上海学圆学校”，帮助安排宁波一些逃亡的青年，他既当教师又当管理人员，没有一分钱报酬。“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沪东教育界抗日救国会，组织剧团宣传抗日思想，“左联”还派人来辅导。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学校、剧团解散了，竺扬只好再度回到宁波。当时，中共宁波市委负责人杨仁梓叛变，交出了党员名单，宁波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幸好杨仁梓并不认识竺扬，竺扬继续在鄞南各个小学教书，不断地向学生、青年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摄制组不久前到南昌寻访，可惜，见证竺扬参与南昌起义等辉煌历史的知情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他们不是牺牲，就是故去。

    恢复和重建宁波党组织 呕心沥血

    1932年后，竺扬在鄞南几个小学当校长、教师，期间结识了鲍浙潮、陈秋谷、周鼎等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卢沟桥一声炮响，全面抗战爆发。竺扬和几位年轻人投身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生活剧团”。

    当时他27岁，还是青年，热血沸腾，不过也时常感到没有主心骨。当听说老师朱镜我被释回老家金峨养病时，他非常兴奋，“还是去找朱先生，他是老党员，向他谈谈我们的想法。”

    朱镜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说“抗战是长期的，抗日救亡必须要有一个核心领导，这就是建立党组织，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我们一起干。”朱镜我来到观音庄，成立了5个人的中共浙东临时特别支部，朱镜我当选为书记。他原本想叫竺扬到上海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潘汉年，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抱病去了上海找上级党。

    1937年10月，朱镜我从上海回来，传达了三点意见：同意恢复朱镜我、竺扬、鲍浙潮、周鼎、陈秋谷等5人的党籍；撤销原自行组织的“浙东临时特别支部”；正式成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临特”成员，仍由原“临支”成员5人组成，朱镜我任书记。“临特”决定在鄞西洞桥天王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称“飞鹰团”，由鲍浙潮负责与鄞县县长陈宝麟联系。飞鹰团团长由陈宝麟兼任，鲍浙潮任副团长。政治课由朱镜我、庄禹梅讲授。

    竺扬在飞鹰团里恢复竺一平、庄禹梅等老党员党籍，并发展了青年学生秦加林、詹步行、陈冠商等入党。国民党鄞县党部派来了军训教官周镐，周成立了一个帮会。于是竺扬也成立了兄弟会，秦加林、詹步行、汪诚功（徐朗）、陈冠商都是成员，他们团结一致，暗地里掩护朱镜我等人，防止国民党反共分子捣乱。

    从1938年起，竺扬把朱洪山、王晓峰、胡华、竺宜俊（蓝瑛）、张林冬（女）等青年学生送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之后，这些人有的在浙东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如朱洪山后来任新四军浙东留守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壮烈牺牲了。有的如胡华已过世了，但是蓝瑛、张林冬尚健在。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竺扬是我们的领路人。南昌起义，他九死一生，追随党，信仰不变。”

    1937年10月，“浙东临特”刚恢复时，党员仅20余人，到1941年4月宁绍特委分开时，党员发展到875人。这些党员后来成为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纵队的骨干。

    今年5月，摄制组赶到武汉采访。96岁的张林冬老人，80多年前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了。武汉有关部门获知这一情况后，说“宁波对抢救革命老人口述史料很重视”。而对蓝瑛同志录音录像后不久，这位96岁老人就住进了重症病房，他的子女说：“宁波对革命史料抢救很及时。”

    今年7月20日，骄阳似火，摄制组来到朱镜我烈士故居朱家峰。追溯当年革命者的行踪，摄制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1937年七八月间，竺扬拖着伤腿步行40公里找到他的老师；朱镜我不顾大出血的危险赶到观音庄，再到上海，重建了宁波党组织。老党员们身上体现了怎样的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息尚存，对党忠贞。”

    铭记当年战友 初心不改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宁绍特委改成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竺扬因为已有所暴露，组织上决定将其转移出去。他先撤退到上海，找到了沙文汉，当时沙文汉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隐蔽在上海巨籁脱路（现巨鹿路）、“众家姆妈”出资购买的一幢房子里。而东南局书记饶漱石在皖南事变突围后，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安排在“众家姆妈”家隐蔽了4个月。沙文汉找饶漱石汇报了竺扬的情况，饶同竺扬谈话，建议他去苏中。当时竺扬腿伤复发，饶指示由组织出钱先在上海治伤。几个月后，竺扬带着大儿子竺振放前往苏中如中县，竺任县委组织部长。到了1942年夏，谭启龙、何克希在浙东成立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竺扬又回到浙东。谭启龙派竺扬担任宁波城区特派员，竺扬把妻子、女儿和侄女都带到宁波，建立秘密联络站。现竺振放已故，但竺扬的女儿、小儿子、侄女等还健在。

    1945年，竺扬腿伤复发，在四明山后方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做指导员。有一次他坐船来宁波城区途中，被两个叛徒认出，关到宁波宪兵队。谭启龙立即命令丁公量通过埋伏在日军驻宁波宪兵司令部的四〇〇反间谍小组的周迪道（也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加以营救，周迪道假意让竺扬去四明山搞情报，骗过日军，于是竺扬脱身回到四明山。

    1945年9月，他随军北撤，在华东局党校学习几个月后，分配在山东工商局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在华东财委下的新建公司工作，又筹建利民运输公司，担任这两家公司的经理。“三反”时竺扬被错误处理，以至牵连到哥哥竺一平。但是，他的学生胡华、秦加林都很关心这位革命的引路人。时任驻外大使的秦加林，只要一回上海就来看望他。党史专家胡华教授，也多次为竺扬叫屈。“文革”中，无数次批斗将这位老革命摧残得耳朵都聋了，但他绝不低头。

    晚年的竺扬一直记挂着昔日的战友和烈士。他念念不忘与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而牺牲的俞佩钦烈士，他为俞写了证明，并积极寻找联络另一旁证人。他说：“我如果不证明这段历史，可能以后没有人会知道俞佩钦。”烈士的血不能白流，竺扬为此无怨无悔地奔走。

    1994年4月，他在上海病故。正如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主题歌中所唱：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无悔的业绩，默默无闻又何妨，留下正义在心里。我的心，我的爱，洒遍大地和山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