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超           

    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与批评促使人们打开“人的黑箱”，人逐步浮现出来，这为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新通道。从信息不完全及“有限理性”角度的批评催生了信息经济学；从人的社会性对单维经济人所做的批评导致新制度学派的兴起；借助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来对理性最大化所进行的证伪工作催生了行为经济学，等等。但是，这些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而且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研究还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人的自利性的合理方面。自利特性是人类本性的最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的自利性是可塑的，凶猛的老虎通过驯养也可以温情脉脉，何况人乎？在对物质的依赖阶段，人的自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阻力的生发根源。人的自利性是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是人的潜能的内在驱动力，但自利心又使利益的争夺不可避免，这就是造成经济冲突和矛盾的根源，冲突的最高社会形式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自利性的悖论。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不仅表现在个人身上，更重要的是表现为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一个社会如果只相信个人理性，只依靠个人理性，其发展动力就会受到局限。在经济发展的体制不成熟的社会，更需要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个人理性必须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相互结合，才能使人的整体经济发展能力最大化。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不一定能导致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中国的发展就在于实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有效结合。国家及其经济发展战略是获得集体和社会理性的主要方式。中国创造了实现集体和社会理性的新模式，比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等。

    经济人假设的第三个命题省略了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方面——制度。做这种假设，一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合理的，无需改进，也就无需研究；二是因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把政府看成守夜人，政府越小越好，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它一般不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这种传统也必然强调个人作用大于集体和国家。这种制度观点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事实。

    好的制度不仅是对人产生激励的基础，也是解决自利带来的冲突的根本，因而是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最大化的保证。后发国家和转型国家最缺的是适宜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于成功进行了制度变迁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