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宸

    和友人聊天时，无意中说起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能把普通话说得标准纯正，却似乎并不见他们说家乡话。其实这种现象我早有所意识。也难怪，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大人都在强调说普通话，孩子们自然就和本土方言拉开了距离。

    无须讳言，很大一部分家长的内心并不愿意孩子多说方言。一来，家乡话呀，连着根脉血缘的语言，还怕他们学不会？二来，孩子以后是要走向广阔天地的，所以学好普通话和英语很重要，至于方言……难道真打算让他们待在家乡，在父母的羽翼庇护下过一辈子？这样一想，方言仿佛真是可有可无了。起码，那些“目光长远”的大人不认为孩子能说一口流利娴熟的方言有什么实际好处。第三，坊间存在着一种观点：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说标准的普通话，没文化、没身份的才张口就是土里土气的方言。我不知道这种“高低贵贱”由何而来，后来一想，可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深入人心后，农村地位的下降使然。甚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不少人将中部地区，西南部地区的城市也视为“农村”。那里的方言自然也被放在了低贱的位置上。

    其实，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凝结，里面包含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俚语俗语。地方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和一定地方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息息相关。不少当地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方言来展现。像地方戏曲，就得用方言唱才有特色和魅力：甬剧离开了宁波话便无所谓“甬剧”；越剧采用的则是委婉的嵊州方言。即便是京剧，也要京腔京韵，内里自有其平仄、押韵、咬字规则上的讲究及严格板腔体范式。从这个层面看，一旦方言衰败了，某些文化也可能会相应凋零。此外，方言和文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先生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究不如方言能表现人的神情口气。”《海上花列传》就是清末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小说。近年来非常火爆的一部长篇小说——金宇澄先生的《繁花》，也是沪语小说。很多小说不一定通篇用方言写成，不过在里面恰到好处地穿插进一些有辨识性的乡土俚语，无疑能令作品更富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普通话讲究共性，而方言突出的是个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让你记住自己的根之所系。记得美剧《盲点》里有一个情节：“FBI”想通过监听中国人来获取情报，为此特地找来了懂普通话的探员。结果这位探员竖着耳朵听了半天，也搞不清楚中国人在说什么——因为被监听的对象说的是温州话。这段影视剧中的情节虽是杜撰的，但说明了方言的地域特点极其强烈。方言产生的现实基础是当初那个人口流动并不频繁的农耕社会。彼时的百姓安土重迁，又深受“父母在，不远游”的训导。一般除了赶集、告状和赶考外，日常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方圆十里。于是民谚有云：“十里不同音”。而一旦人口流动性加强，方言存在的基础就会松动乃至崩溃。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人口不仅来自各地农村，也来自五湖四海。于是，出于现实沟通便捷性的需要，人们自然而然会选择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

    不过，笔者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保护和珍惜家乡方言，哪怕它无法改变自己随着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慢慢式微的命运。人们对待方言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社会对于文化、亚文化的包容能力。尤其在城镇化加速的时代里，方言是一条维系乡土和城市联系的精神文化纽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如果没有了方言，那么何处是故乡呢？一个人无论走得再远，听到乡音，就会想起故乡的山水风物和人情。否则江水漂月，四海飘蓬，连文化寻根的基础都没有了，岂不太过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