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光奖

    大凡男孩儿，一般都有英雄情结，希望自己武艺高强，成为一条英雄好汉。1967—1968年，我在随父学篾匠以及自学文化的同时，有过一段学拳习武的经历。它也反映了我这个文弱书生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不知积攒了多长时间，终于攒起了三四角钱，买回一本心念已久的《武术图解》，或早或晚依样画葫芦地自学起来。什么正压腿、侧压腿、后压腿，什么正踢腿、侧踢腿、后踢腿，还有什么冲拳、架拳、弓步、马步，乃至腾空飞脚、探海平衡什么的……一段日子下来，我倒也懂了一些，练了不少，甚至还练得挺苦，即使是很简单的正踢腿，我也练得不轻松，因为，就武术而言，“打拳不踢腿，必是冒失鬼”，“手是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有时，膝关节被压得又酸又痛，我仍不肯收兵——用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话说，便是“痛并快乐着”。

    不久，我又由徒手训练进入器械训练。我使用的“兵器”是一根齐眉棒。为啥会选择齐眉棒呢？古典小说中，好像不少英雄好汉就绰着一根齐眉棒，那《千里送京娘》的赵匡胤，不就是“绰着一根浑铁齐眉棒……将那些响马强人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吗？其实，在刀、枪、剑、戟等十八种古式兵器中，也只有棍棒一类取材最方便、制作最简易了。我特别物色了一棵笔直笔直的小杉木，专门请木匠师傅齐眉毛锯下，刨得光溜溜、圆润润的，正好一手紧握，舒爽利落。晚上出门，有事没事的，我总喜欢绰着齐眉棒，一股豪气，溢出心间，俨然自己就是赵匡胤，只差没有京娘可护送……另外，其间，我也真的一知半解地学了三两套棍术，好几次，我在家里家外向人卖弄时，双手抡棒，竖劈横扫，声声高叫，虎虎生风，倒也好像印证了那句“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武坛之术语。

    就我而言，练得最多、也卖弄得最多的，是我的所谓“手功三绝”。每当路过砖瓦厂或建筑工地时，我往往都要不失时机地向伙伴们表演一番——

    首先，我抓起一块整砖，将其一端贴在地面上，另一端搭在某一块砖头上，右手握拳，询问伙伴：“我可以一拳将这块整砖捶成两段，你们信不信？”

    伙伴们面露狐疑，“不相信？好，看着！”我“嗵”的一拳捶下去，整砖应声儿变成了两段。

    有服气的，也有不服气的：“你把中间架空了，砖头容易断，我也行！”实际上每每是不服气者一拳捶下去，砖头纹丝未动，倒是其本人龇牙咧嘴地抱着拳头直叫痛——他们开始知道：即使是中间被架空的砖，也不是谁都可以捶断的。

    接着，我又展示手功第二绝——面对一块整砖，我伸出手掌，凝神静气，猛然间，我“啪”地一掌，将砖一拍两断。

    就在伙伴发出赞叹的时候，我洋洋得意地亮出第三招——除了拳头捶、手掌拍以外，我还可以用手掌沿儿砍。常常是在伙伴将信将疑之际，我直伸手掌，一声大叫，随即便听得“嘎”的一声，我硬用手掌沿儿将砖块劈成两半！

    这些年来，再也没有卖弄过所谓的“手功三绝”了。偶尔暗地里想试一试，也终因为怕痛而作罢。唉，还是“豪气最在少年时”哟！

    少年时，为了习武，我还曾拜过师傅。

    临街的戴汇大队部门口一侧，常年有一个摆摊子做鞋、修鞋的中年人，人们只知道他原是四川人，解放战争后期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出来的。“四川佬”（人们都这样称呼他而不问其姓名）寄宿在大队部空荡荡的楼上的一角，也因此每天早晚为大队部开门关门以及打扫卫生什么的——全是义务劳动。“四川佬”身材单薄，面容和蔼，极偶尔地有人与他争执时，他也总是让着别人。“文革”开始后，他这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从对“四川佬”的揭发批判中，我知道了他的主要罪状是：青少年时期便学过武术，后来经常在大队部院子里偷偷摸摸地打拳——妄图等待国民党卷土重来。

    自从知道“四川佬”的上述底细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他接触，一直发展到与卢业生、张士满、王普友联合拜他为师。那是一个阴雨天，“四川佬”未摆鞋摊，我与卢业生等四名同学凑了两元多钱，买了一斤多一点猪肉、一块豆腐、十块豆腐干子，另外还打了一斤白酒，提到了大队部楼上。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下，师傅才收下我们买去的东西，但提出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在他这儿吃午饭。师傅一边烧菜烧饭，一边和我们聊天儿，还上大队食堂里借来了几副碗筷。那天吃午饭时，师傅很激动，也很伤感，他告诉我们：自1949年流落在戴镇，二十年了，我们是唯一来看他、在他这里吃饭的人；他还告诉我们：当年他是被抓壮丁抓出来的，现在家乡已没有亲人，只待孤独而死……怕我们情绪受感染，师傅又开着笑颜儿，给我们夹菜，陪我们喝酒，并且一再表示歉意：“真是不好意思，这菜是你们的菜，酒是你们的酒，我是借花献佛哟！”

    饭后，师傅正式谈起习武打拳的事。他说：“学拳术，练拳法，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第一，要有耐心，循序渐进；第二，要有恒心，坚持不懈……最后，特别要记住的，要谦虚谨慎，不可好勇斗狠；要有涵养，有武德，万万不可仗势欺人！”末了，师傅又向我们传授了一些练习拳脚的基本方法，并且嘱咐我们：尽量减少一些与他的接触，以免我们受到连累，尽管他内心里很欢迎我们……

    师傅说的是心里话。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拜他为师，在当时确是一种大胆的“危险举动”。不几天，卢业生的父亲——一名土改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便训斥了卢业生，也批评了我们。于是，我们与师傅的接触便越来越少，最后，学拳练武的事儿也因此不了了之了。

    我的师傅，一个终身孤独的好人，病逝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听说，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一天离开人间的。或许，在如今的世界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还能够想起这个“四川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