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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8月1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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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止降 不会出现“V”型反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从目前趋势看,无论是GDP增速还是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已经止降。但是希望出现“V”型反弹,回到过去的高增长是幻想。

    中国经济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头十年,过去赖以实现高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不足、资本回报率下降等方面。按照中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情况估算,潜在增长率处于长期下行的趋势。一个健康经济体的实际增长应符合潜在增长能力,相当于有什么体能就应跑多快速度。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长期是下行的,中间或许会停下来歇一歇,有几个平台,但都不是终点站。

    中国经济增长的缺口问题,也就是实际增长率距离潜在增长率的关系。如果实际增长速度现在下降还是符合潜在增长率,两者就没有差距,意味着没有增长缺口,也就没有可回归的;认为中国潜在增长能力是10%,而现在只有6点几,10减去6,就是3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缺口,因此要把缺口堵住,回归到10%,就产生了虚幻的缺口,出现了虚幻的期待。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期待。从潜在增长率来看,未来潜在增长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应该说它可能是在长期中呈现出不同的“L”型变化,这是最好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中国和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力量。

    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不同政党代表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因此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并常常陷入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之中,国家发展容易失去方向。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领导、规范和协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得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社会对抗、法条主义等诸多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不少挑战,唯有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继续发挥好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作用。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关键在推进制度创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实体经济成本高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的速度不匹配,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2017年4—7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开展了“降成本”大型调研。从调研情况看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满意度较高,但分化趋势也比较明显。一是企业经济效益出现分化。样本企业中,盈利企业约占70%,亏损企业约占30%。亏损企业虽然占比较小,但影响较大,这与转型升级时期企业分化密切相关。二是企业创新意愿出现分化。民营企业创新意愿远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研发支出2016年为2.37%,国有企业仅为0.76%,前者是后者的三倍之多。三是融资成本出现分化。2014-2016年,企业融资成本总体下降,但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差异较大。

    成本的本质是风险的转化,降成本的着力点是降低公共风险和不确定性。实体经济成本高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的速度不匹配,从而产生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交易费用,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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