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宁           

    宁波与上海，上海与宁波，联系紧密。早年间，两地居民来往大多离不开海上交通。

    甬沪间通客轮始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美籍旗昌轮船公司“湖北”“江西”两轮率先营运宁波至上海定期客运航线，两轮对开，每月三航次。同治八年（1869年），英籍中国航海公司“北京”“盛京”两轮也加入该航线。光绪元年（1875年），“北京”“盛京”两轮停航，中国轮船招商局先以“德跃”轮营运甬申线，此乃国轮首次航行甬申线，不久又以“大有”轮代之。同年，加入该航线营运的还有丹麦籍定隆洋行“彭格海”轮。

    其后，不断有轮船加入该航线的竞争，也不断有轮船退出。如民国25年（1936年），营运甬申线的轮船有5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营运甬申线的船舶有轮船招商局“江亚”轮、“江静”轮，宝华商轮公司“大华”轮等共9艘。

    1990年11月，宁波海运公司“天一”轮投入甬申线，至年末，营运甬申线的客轮共6艘，其中“甬兴”轮日始发2班次，“新”字号客轮2艘各始发1班次，“天一”轮隔日始发1班次。年旅客流量147.9万人次，其中到港73.3万人次。

    随着时代发展，至2001年6月，通航130多年的宁波至上海客运航线悄然停航。

    我的爷爷奶奶家在上海，早年父亲在外省工作，我被寄养在宁波外婆家。每逢春节，雷打不动的是我们一家人会去上海相聚，我要到位于外马路上的轮船码头乘坐客船，这一习惯延续多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轮船码头，经常呈现人声鼎沸的景象，尤其是轮船启锚前的那一刻，载着百多号旅客的2000余吨的钢质船在汽笛声中缓缓起航，由缓渐快，驶离甬江……

    记得有一年的隆冬，我乘船去上海，船舱内阴冷难挡，我的铺位在二等舱下铺。尽管还是下午4点多，可是天色却已暗淡下来，被阵阵寒意包围的我，不由产生一丝莫名的伤感情绪。客舱顶上两盏昏暗的汽灯似有气无力地发出微弱的光芒，外加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浑浊臭味及来自江水的咸腥味，令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知道这一回自己又晕船了。天很快暗了下来，我拿出外婆给我事先准备的干粮权当晚饭，稍后，又到船舷边溜达了一小会儿。风有点儿大，怕冷的我又迅速逃回下铺，盖上船上提供的那条灰黑色带红边线的大毛毯，好让瘦小的身子暖和点。伴着轮船马达声的节奏，我很快进入了梦乡。等一觉醒来，天已渐亮，人们的说话声传来，却原来船已抵达上海十六浦码头……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内心充满感慨。家父系土生土长的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至外地工作，后于1971年调到宁波。爷爷奶奶还健在那会儿，逢年过节我们会去上海探望他们。到奶奶家或亲戚家后，我们一般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进行一些礼节性的拜访与问候，因为一是长辈们上了年纪，有的自身也需要人照顾；二是上海人住房面积普遍不大，接待客人会存在诸多不便，因此我们要么在宾馆住宿，要么早早返回。总之，不愿多添麻烦。

    “乡音无改鬓毛衰”，恰是老父的最好写照。其实他在上海仅生活了不到20年的时间，但沪音依旧。年过八旬的父亲，如今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地道的宁波人，然而，他对上海还是怀有很深的感情，比如，他每天晚上会收看东方台等一些上海的电视节目，平时也比较关注上海的人与事。

    至于我，有关上海的点滴之事至今仍然记忆深刻。小时候居住过的老屋，走过的上海老街如四川北路、山阴路、溧阳路、长春路、海伦路、多伦路，还有经常去的公园如虹口公园、西郊公园、长风公园，乃至弄堂里的人或事，总是不能忘却。冬日里，我经常去弄堂口的一家大众浴室，夏天，则到“汰衣裳作坊”（即为洗染店）去找那里员工的孩子一起玩捉迷藏。出了弄堂，靠街边的一家食品商店里出售桃瓣、话梅、糖果、饼干，至今回味无穷……我还听父亲讲过，离我们居所不远的一条弄堂里，出过一位英雄人物，此人便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

    岁月匆匆，转眼间人生已过去几十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跨海大桥的时代，甬沪之间主要靠轮船航线相牵，今天的人们还会想起轮船码头曾经的兴盛与繁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