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左为彭国翔教授，右为陈立胜教授（楼卓怡 摄）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如何做有“心”的人？

    彭国翔：每个人都有心，这里的“心”是指什么？我想不是指血肉之心，今天讲的这个“心”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里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心学”，当然不仅仅是“阳明心学”。

    心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孟子说，我们每个人是动物的一员。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人之所以为人，是我们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让我们跟动物、禽兽区别开来。说起来，四心其实就是一个本心，“本心”这个词，南宋的陆象山就用过。王阳明一辈子在讲“良知”，良知也就是孟子讲的四心，也就是陆象山讲的本心。

    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有四心呢？孟子有一个论证：一个小孩掉井里的一刹那，无论他跟你有没有关系，即便是仇人的孩子，只要你是正常的一个人，就会心有不安。孟子说，这一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真实的恻隐之心的呈现，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

    孟子讲性本善，但是孟子也看得很清楚，他一方面指出每个人有四心，另一方面并没有天真地认为现实中每个人都是好人，如果不将心加以扩大的话，它的作用就非常微弱。譬如现实中，我们的心只能给予最亲的人，我们对父母、子女非常热爱，但是对远一点的人，心的作用就很弱，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并不够大。

    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说过，“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能体天下之物就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大丈夫了。如果把四心都实现了，不仅仅给予身边的人，那样一种胸怀，在儒家学说中就是“万物一体”的概念。

    王阳明《大学问》里对这个概念有一段阐述，他同样举了孟子的例子说：你看见小孩掉井里面，有不忍之心，因为那个小孩跟我们是同类，这可以理解。如果在看到动物被杀的那一刻，你有不忍之心，那一刻，动物跟你是一体的，动物也是生命。

    再来看草木。《红楼梦》里有黛玉葬花，那个时候，花已经枯萎了，但是对林黛玉而言，那不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那是跟她一样有价值的生命。在葬花的那一刻，花跟林黛玉是一体的。这种体验还能推及万事万物。

    孟子说，虽然每个人都有四心，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们被丢掉了。如何把丢掉的心找回来？孟子认为这牵扯到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哲学里叫“功夫”。王阳明的大弟子王龙溪说，找回我们的本心，无疑要靠觉悟。他说有三种途径，一是靠读书解悟；二是佛教、道教的证悟；最后是彻悟。比如有人在天一阁内读孔孟的书，觉得自己是有“心”人了，然而一旦回到原来的工作生活当中，可能又回到原先的状态。如果内心的平衡、稳定，需要依赖一个特殊的环境，这样的觉悟还是不够的。打一个比方，有一瓶浑浊的水，放在一个地方不动，过一会儿水会慢慢澄清，但只要一晃，水又重新浑浊了。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一旦回到大千世界、滚滚红尘当中，又回到孟子讲的失去本心的状态了。

    怎么办？我们需要把水里的污浊彻底去掉，做纯净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是提升到不同境界的标记。如何才能达到彻悟的境界呢？儒家的方法是把本心呈现出来。《论语》里有一章专门讲孔子吃什么、穿什么，像记流水账一样。为什么要有这章？孔子认为，回归到本心的办法是让本心做主，所以，儒家说要与人为伍，要抓住每个场合，当作实践的体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呈现出本心来，你就是一位有“心”人，而且你的“心”会不断扩大，最后跟阳明先生讲的一样，整个天地万物为一体。

    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陈立胜：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做人，可能是文明形成后一个普遍性的哲学议题。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今天世界各大文明最基本的价值体系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出现了一个超越性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应得到改造。另外还形成一个反思性的议题，我们不仅要改变这个世界，而且要改变自己。

    对生命普遍的反思，意味着做人的意识形成。做人，用儒家的话说就叫“修身”。

    常人的生活一般是向外看的，背后是动物的本能在支配着我们，一旦有欲望产生，我们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它。当然，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以后，又会有新的欲望、更大的欲望产生。

    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开始反思是不是应该凭着动物式的本能去做人？还是要对动物的本能进行升华？刚才彭教授也提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尽管很难量化，但从中可以看到孔夫子一生都在不断反思生命的成长，“吾日三省吾身”。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会对生命进行反思？为什么人对做人有一个自觉的意识，而动物没有？我之前的理解是因为人作为一个生命体，有多种可能性，我们的成长有各种各样的潜力，我们要反思的是成长的可能性。人会有普遍性的情感，比如我们会后悔、忏悔、悔罪，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是由于疏忽，我们没有选择那种可能性。从出生、受教育、读小学、读大学、工作，直到死亡，死亡之前我们会认为做人的可能性都实现了吗？没有，我们会说还没活够，或者我们会说，本来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教育小孩会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人从小就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终有一天各种可能性会化为乌有，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抓住各种可能性，把它变为现实。这种可能性的完成，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黑格尔说，人是时间性的动物，可以提前通过对死亡的体验，意识到人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一种有限存在者。

    第三点，做人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宋明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做“第一”的人。王阳明11岁的时候，老师问他，读书是为了什么？阳明说，读书是为了学圣贤。我常年教《传习录》这门课，当我的孩子11岁的时候，我也曾问他，读书为了什么？他没有任何思考，说要做百万富翁。我听了以后觉得蛮惭愧的。我们可以假设，李嘉诚的孩子11岁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要做百万富翁。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说我儿子没有理想。

    前两年，瑞士的一位学者跟我交流了一个下午，他说，你们中国人老是讲“心学”，你觉得孟子讲的四个心够不够？难道人只有那四个心吗？我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那四个心是最根本的东西。此外可能还有感恩的心，但它可以从恻隐之心里推导出来。

    在宋明理学里就有感恩之心，所以才会有“做人太幸运了”的观念。我们的一生，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父母养育了我们，天地的精华滋润了我们，圣贤、老师教育了我们，没有这三重因素，我们不可能做人。宋明理学认为，我们对父母、天地、圣贤有所亏欠，这个亏欠就是责任。“债”和“责”在古文里是相通的，责任也就是债务。人所负的责任，就是人所欠的债务，一般的债务可以还掉，可是我们欠父母、天地、圣贤的债永远还不完。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人就是要负责任的。我想，只有做个有“心”人，才能更好地负起责任来。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