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衢州江山市凤林镇调研“三农”工作。 （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上接A3版】

    没有改革，就没有浙江的今天，更没有浙江的明天。

    对于浙江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需要，习近平洞若观火。

    在2003年5月26日召开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在谈到浙江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更高要求”时深刻指出，改革要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层面推进；要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联动推进；要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要从城乡各自推进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已经看得很清楚，到2003年时，浙江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全面推进、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口。”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告诉记者，经过前25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破，经济体制方面一些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和行政管理不匹配、和自然环境不和谐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全面推进政府管理、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已然箭在弦上。

    当时参与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起草的同志说：“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由此，浙江的改革发展再掀大潮，层澜迭进：在全国率先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率先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率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率先构建新型大社保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网络；率先推进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全国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十五”时期是浙江“改革推进力度最强的时期”，《浙江“十五”改革报告》这样评价。

    义乌，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整体推进改革的重要实践样本。

    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检查指导工作。他进市场、走乡村、下车间，为义乌改革发展把脉开方，并亲自部署总结推广“义乌经验”。

    谈起习近平对义乌改革倾注的心血，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格外激动。他回忆说，“习书记当年对市场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百姓民生、维护工人权益、统筹城乡发展、信用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发展，都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为义乌改革的整体推进指明了方向。”

    快速发展的义乌，当时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

    比如融资，义乌2005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企业贷款却非常困难。因为按规定，各大国有银行在义乌不能设分行只能设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意进驻义乌，但由于受行政级别限制，也不能在义乌设立分支机构。一些企业从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这不但增加了资金成本，也埋下了风险隐患。

    再如进出口通关，那时义乌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1500余个货柜，尽管义乌已经有了金华海关办事处，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企业很不方便……

    凡此种种障碍，光靠某方面的局部改革已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体制机制上的不适应，习近平生动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为此，他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对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

    在习近平亲自推动下，2006年11月14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或交办方式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义乌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也由此启动。

    “权限下放后，义乌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的提升。”时任义乌市法制办主任虞秀军回忆，“以前审批需要跑半年到一年的项目，下放后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强县扩权改革后，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00.1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420.9亿元，年均增幅在15%以上。

    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直面挑战、攻坚破难的历史担当，也要有统筹布局、善作善成的系统谋划。

    “三农”问题，事关国本。对农业、农村、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习近平，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常常深入海岛山村、田间地头，与农民、渔民促膝谈心。

    2003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农村改革发展时，习近平说，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当年6月，他亲自倡导、旨在从环境改善入手统筹城乡发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

    2004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浙江要“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这一年，他亲自指导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出台，浙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步子又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习近平的总体改革布局中，文化体制改革也是重要一环。

    2003年7月中旬，在浙江成为全国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后，习近平亲自带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习近平就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个重点，形成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

    1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习近平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往事，一位当年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退休干部仍深有感触：习近平同志在阐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时，总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和其他建设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从其相互关系来印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系统性，既高屋建瓴又兼顾方方面面。

    “两只手”推进全面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习近平曾引用宋人杨万里的这首诗，来比喻经济社会发展翻山过坎、转型过关之难。

    浙江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进入新世纪，中央对浙江的期待是“继续走在前列”。

    习近平认为，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重点，第一个方面是改革。“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

    在浙江转变发展方式的当口，习近平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主线，发挥好、规范好、协调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推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进入新世纪，要素制约既是浙江发展的“痛点”，也是浙江改革的“靶点”。

    习近平在200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

    在习近平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市场化取向改革在浙江走向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进：继2002年10月嘉兴秀洲区启动首批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拉开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序幕后，2005年1月，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开创全国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先河；同年，对六大高能耗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通过改革，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集约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和机会，粗放经营则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在“市场大省”浙江，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有形市场到无形市场，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上激发出无穷的活力。2002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网上技术市场，开国内技术市场网上交易先河。2003年，浙江成立产权交易所，建设全省性产权交易市场体系。2004年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成为我国首批农村合作银行之一。2006年，台州路桥泰隆城市信用社改名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首家区域性民营银行……

    在推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要素市场、建设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同时，习近平注重强化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好“两只手”，打出一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组合拳”。

    习近平在2006年3月17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章《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中指出，改革逐步推进到一定的时候，“两只手”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比如，在经济社会协调上，市场这只手更多地调节经济，政府这只手则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经济运行上，市场这只手调节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政府这只手用来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在公平与效率上，市场这只手激活效率，政府这只手则更多地关注公平；在城乡发展上，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农村的发展则由政府这只手承担更多的职能。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化改革。

    温州，是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济的重镇。习近平一直以来特别关注温州的各项改革。

    时任温州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王仁贤回忆，2003年8月15日上午，温州数千名干部在温州体育馆开了一场机关效能建设动员大会。当时，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宣布：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同时，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宣布凡是可以取消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必须保留的，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

    “没过多久，习书记来温州调研，市委领导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对温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温州机关效能建设的经验被推荐到全省。”王仁贤说。

    2005年5月，习近平第12次到温州调研。他还叮嘱当地干部：“制度创新是温州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是下一步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结合浙江的改革实践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特别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过去有3000多项政府审批事项，减少到800多项，成为全国审批项目比较少的一个省。通过机关效能建设，政府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审批项目减少了，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好服务；市场这只手壮大了，政府又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来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

    从1999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02年、2003年相继进行第二、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04年全省6053个省、市、县机关部门，1497个乡镇和2353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全面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到2013年11月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创造性改革举措，浙江始终遵循习近平指引的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

    2016年底，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则更是强调，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最多跑一次”，已经成为当下浙江改革的关键词。到2017年底，浙江将实现“最多跑一次”覆盖80%左右的行政权力事项。

    让不同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习近平 

    【下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