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志远           

    中国应对人口老化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学界仍然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基于当前出现的低育状况，要达到更替水平，就要彻底放开人口控制，甚至还要刺激人口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另一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劳力紧缺问题应当主要通过科技进步解决，一旦人口增长失控就会出大问题。

    关于“人口红利”，有三点需要深入认识：首先，劳力数量的作用，要在适当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其他社会因素搭配才能正面发挥。几个后发人口大国获取红利的背景是，制造产业从发达国家大量外移。其次，劳力数量的作用，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才能正面发挥。这个能力在人口众多的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临界状态，它很难通过增长来补偿，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灾难。再次，劳力数量的作用，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能正面发挥。这个时期是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相对低下的时期，贫困的成因是自然资源转化能力低下，根源在国民素质。

    “人口红利”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认识，是一种由或然性推理产生的较小概率因果联系。考察所有人口膨胀的空间不难发现，能够获取“红利”的只有少数，而且时间不会很长。人口在更多地域一直表现为负担，其极端效应可以称为“人口黑洞”，即资源被无穷吞噬。“红利”转换到“黑洞”容易，“黑洞”转换到“红利”较难。

    人口老化问题露头之后，计划生育国策开始受到质疑。人口承载能力最终取决于环境容量，环境容量可以分为绝对环境容量与相对环境容量，相对环境容量指虽未达到极限但受社会条件约束的环境容量。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多数地区相对环境容量接近饱和，少数地区绝对环境容量已经饱和。基本国策的实施，为中国争取了必要的发展空间，也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环境容量。虽然在有些地方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但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主次颠倒，那么就是因瑕毁璧。

    关于人口抚养，既有老龄抚养比，还有少龄抚养比，两者相加的总和抚养比，才能真正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状况。如果通过敞放甚至刺激生育来抵销老龄化的影响，那么就会使少龄抚养比快速上升，从而推动总和抚养比激增。随着社会环境演变，少龄人口抚养的投入不断攀长。这样劳动人口的总体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实际上，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不在人口年龄结构，而在人口真实贡献。人少可以从容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性推动发展。何况中国社会宗亲观念深固，多子多福观念影响深远，同时从众心理特强，人力资源不至于枯竭。

    根据熵增原理，应对低育危机的难度，远小于高育危机的难度。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只能因势微调，不能让控制空间轻易丧失。人口低增长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机遇。完全可以将智能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追求“人脑红利”。但仅靠智能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生态化的，很多民众的审美能力和自律能力都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体素质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出路在发展普惠精培教育，进行人格塑造。人格包括真善美，要以美引领真善，将美感熏陶渗透科技传授和道德培养，使优生优育思路辩证复归。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