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研究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的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上个月，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我国消费升级步伐正在加快。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与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只差了0.1个百分点。

    曾经，中国社会物质极度贫乏，许多人连肚子也吃不饱，“吃了吗”成了大家打招呼的常用语。而人之所以为人，除了物质需求，还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怎么让大家吃饱穿暖，有文化娱乐，曾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无论是政党执政，还是全民奋斗，最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让大家不挨饿受冻、能开心快乐。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6年跟1981年的表述基本相同，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说明要摆脱“冻馁愁闷”，走向“富足欢快”，是国之大事、民之要事。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1981年的人均GDP，我国是291美元，美国是13970美元，是我国的48倍；到2016年为止，我国人均GDP是8120美元，美国是57610美元，是我国的7倍。数据很直观，中美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正在不断弥合，36年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逐渐消解，如今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转变，很容易让人想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级递升（并非完全固定，亦有例外）。通俗解释是，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徘徊在50%上下，多数家庭的开销大头集中在“吃”上。而现在，恩格尔系数接近30%，意味着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吃”发愁。

    “吃”上花的钱少了，恰恰说明人们的钱袋子鼓了，物质更丰富了，需求层次升级了，追求更加多元了。例子举不胜举。前些年，别说出国了，就是国内旅游，许多人也是想也不敢想。现如今，每到节假日，旅游景点无不人山人海；而且，好多人出游不再只是“走过看过”，对“旅游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曾经，老百姓买啥东西都要票证、都要排队。现在，商品供应不仅不再短缺，有的甚至严重过剩，而不少人跑到国外买奶粉、尿不湿、电饭煲、马桶盖等，也是因为对商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更高了……概而言之，以往居民消费中“有没有”“够不够”的矛盾，已经转为“好不好”“爽不爽”的矛盾了，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

    现在，至少在城市里，上不起学的孩子几乎没了，但家长的“教育焦虑”日益浓厚，原因就在于，矛盾已经由“上不上得起学”变成了“上不上得了好学校”，大家对均衡布局优质教育资源的要求更强烈了。中国人多底子薄，许多人的医疗保障一度空缺，现在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报销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不敢看病”的矛盾渐渐消除了，要求医保在不同领域、不同群体间平权平利、跨省医保联网尽快落地的呼声日趋强烈。为了吃得上饭、发展得快，一些地方曾经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河水变黑变臭，土壤严重污染，雾霾成了常客。现在，人们渴望的是喝到放心水，呼吸到干净空气，吃到放心食物。从“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社会主要矛盾在变，发展理念也在变。

    变化正说明，数十年发展，我们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矛盾是个如影随形的东西，不因为解决了一个阶段的矛盾，矛盾就会因此消亡，而是会不断因新的时期、新的阶段产生新的矛盾。再进一步，我们就会跨入“富足”行列，但恰如小平同志当年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了，新矛盾接踵而至且更加繁复，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