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霄画像

高振霄日记

1933年高振霄行书八言对联

高振霄书张太夫人六十寿序轴

高振霄用过的文房用具（宁波帮博物馆藏）

    自宋以来，宁波地区进士辈出，据统计，历代文武进士及第者计1200余人。如此众多的进士，实难让人一一记住，但要说起宁波地区最后的进士，则只有高振霄与忻江明。两人之中，仅有高氏入翰林，于是，高振霄便成为“甬上最后一位太史”。2016年秋，天一阁博物馆征得30册珍贵日记，作者正是高振霄。

    “翰墨同心，艺道相承——纪念高振霄先生诞辰140周年暨高振霄、高式熊父子作品联展”日前在天一阁博物馆举行，展品中就有高氏日记。细阅日记，这位清末翰林的日常生活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甬上太史” 刚正不阿

    高振霄（1877年-1956年），字云麓，号闲云，又号顽头陀，晚号洞天真逸。浙江鄞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举人，三十年（1904年）甲辰进士，入翰林，官编修。光绪三十年的科考在历史上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它不但是恩科，而且也是科举史上最后一次考试。何谓恩科？简单说来，就是朝廷逢重要庆典，在每三年一次的科考外，增加一次科考机会。光绪三十年，恰逢慈禧七十大寿，故在此年增设恩科。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科举便被废除。

    此科共录取273人，高振霄为二甲第四十七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时人常称其为“高太史”。寒窗数十载，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自是不胜欣喜，他曾专门刻“甲辰进士”一印，以纪此事。

    翰林虽是以修史为主的文职，但高太史却有着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高振霄在日记中，就曾记载了自己与某妄人的较量。此妄人口才极好，喜欢以口舌钳制别人。一次，他们相聚于宴席之上，其他同僚因被其挖苦而远避之，高振霄则以“予性刚，不耐事”的性情，当面折之。最终使此人在整场宴席上一言不发。由此可见高振霄不畏狂妄、刚直正义的一面。

    作为科考学子中的胜出者，高振霄的思想自然也深受儒家之影响。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学人，要有自己的处世原则，要时刻严谨、公正，不能有偏私。即使与他人相处的时候，也要秉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

    缘于此，清亡后，他拒绝了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等人高官厚禄的引诱，怀着一颗忠贞不贰的决心，选择寓居上海，授课为生。

    沪上生活 暂借纸遁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众多遗民的聚集之所，这里有高振霄的老师、同年、好友……在这个圈中，他开始了以教学、读书、写字、访友为主要内容的“赋闲”生活。

    受乡人邀请，他在上海谋得一份在馆教书的工作，当时的教学，占用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大部分空闲时间可以用来阅读经史。日记中记载，高振霄几乎每天在读书，有心得时会多写一些，没有发现时则只记所读章节。《史记》《汉书》《易经》《越缦堂日记》……均在其阅读范围之内。多数情况下，一书不毕，不读他书。其读书之勤，读书之博，认识之深，无不让人看到作为一名翰林的品格与毅力。

    也许有人会问，已处江湖之远，读书又有何用？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记录：“1929年10月30日，上午苦寂，读唐玄宗御制《月令》一篇，李林甫注……贼臣之媚君，直欲攘臂夺经生一席，此开元之治所以不终而其弊甚于汉武之惑神仙也。使张曲江不去，焉有此哉！国无仁贤，左右无法家、佛士，其危亡之祸立至矣，可不慎欤？”

    这则日记，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读书是他排遣“苦寂”的重要方式；二是读书不是纯粹的娱乐，更关乎经世致用、国家危亡。这种心境，并不难理解。自古以来，从书本中找寻治国策略，是天下文人的共同志向，而清朝的覆灭更是加剧了这种心理。当然也可以说，他仍没有放下对旧朝的思恋。

    其实，他在1927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就写道：“是日，晒晾皮服，见旧时所用袍褂，不觉枨触。诵白乐天‘自后不舞霓裳曲’之句，为之凄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是白居易《燕子楼三首》中的名句，作者借此抒发了对一代才女关盼盼“念旧爱而不嫁”的无限感慨。这不免让人心生疑惑，高振霄何以因见旧时袍褂而有此触动？如果联系中国文人“只道天凉好个秋”的表达习惯，把重点放在下一句“叠在空箱十一年”上，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发现。其实，这一年距离清朝灭亡已经15年了，这位曾受万人瞩目的翰林院编修的感怀，似乎正说明读经校史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暂借纸遁，而其内心深处充溢的却是无以言说的伤痛。

    书法艺术 亦乐亦叹

    由进士翰林转而成为教书先生，原本是自我修养的书法技艺，也随之成为营生的手段。从日记来看，研习书法，临摹碑帖，是高振霄每天的功课。通常情况下，他每早写四纸，或《张猛龙碑》，或《西岳华山庙碑》，或《十七帖》，或《兰亭序》……到1925年春，他已经临《西岳华山庙碑》303通，临《张猛龙碑》350通。其用功之勤，非常人所能及。如今这些临帖多被各公私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在相关展出中常能看到。

    如此勤奋的坚持，使高振霄的书法领悟、书写技艺大有提高。他在临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十七帖》时提到，自己曾临写三年，仍不能悟其笔法。后来，又临写唐宋诸家书法十余载，还是不能得其真谛。直到有一次生病，在病中突然有所参悟，最终才得其笔法，故以文记之。

    除了临二王之外，汉魏碑版都是高振霄学习的对象。所以在其书法中，既有潇洒飘逸的行书之作，又不乏敦厚凝重的隶书作品，他也是晚清以来碑帖交汇的主要代表之一。末代皇孙、书画名家溥心畲认为，其“书得米元章法，为本朝所无……”应该说，对于书法的研习成为他生活乐趣的一大来源。临写书法有心得，他会欣喜；在师友处看到前人名作，亦会欣喜。除此之外，他还会同好友一起去当时的汲古阁等处，购买心仪的书画作品，更是一种欣喜。

    高振霄的书法名声，在当时的上海已颇为响亮，因此，登门求字者也甚多。有时是好友来为长辈祝寿求字，有时是同年之间相互赠送，当然也有送书画展待售者。

    其书法作品在宁波亦留存颇多，天一阁博物馆藏有一件1920年3月23日为张太夫人的祝寿佳作。此作为隶书，醇厚古雅，跋文中提到此为张太夫人女婿慈溪陈士达为其六十大寿而请。此外，宁波地区有不少碑刻亦出于高振霄之手，《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碑》《冯氏墓志》《项君锦三墓表》《镇海陈君葆庸墓志》等，除书法精妙外，亦可见其桑梓之情怀。

    作为收入的来源之一，高振霄会在日记中明确记录某月某日所得润笔几何。原本是文人的雅好，现在却成为营生手段，想来，只能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墨梅世界 “幽娴贞静”

    梅花以其高洁成为古代文人的品格象征，梅、兰、竹、菊更是文人画家笔下的“四君子”。画梅，实际上是画自己，以梅来代己言。也许正因如此，高振霄对梅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自1931年以后，高振霄几乎每天坚持画梅。“（画梅）不宜寄人门下，终当于寒香铁骨中求一条幽静贞劲之路，上规宋元，抉藩篱而追汉魏耳”，这段话揭示了其对画梅的决心、自信以及基本的取法路径。

    就日记所载来看，高振霄的第一幅墨梅创作于1931年11月3日，“初试笔画梅一幅，赠振葆”。而其画梅的直接原因，则是受同乡陈撰影响。“阅陈氏《百梅集》，披览数十页，间多奇作，令人神驰。觉胸中搓公式欲动，恨无佳笺百幅，一吐清芬，如张颠在湖州淋漓挥洒，掷笔四顾也。吾观古人遗翰，独得神悟，作兰易，作梅难。”虽知兰易梅难，却仍要画梅，亦见其性格之坚贞。

    陈撰（1678年-1758年），字楞山，号玉几、玉几山人，浙江鄞县人，清朝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画家、诗人、文学家、收藏家。陈撰早年寓扬州，精于画梅，被列为“扬州画派”群体之一。当然，高振霄并没有囿于陈撰一人，他取法较为广泛，“扬州八怪”的金农，诗书画三绝的汤贻汾，乃至吴湖帆所藏宋版《梅花喜神谱》等，都是他效法的对象。

    1931年12月10日的日记，可谓很好地展现了他的墨梅创作路径。“是日至叔通宅，还其《玉几画册》，以梅一幅赠野侯。归而作梅一帧，力追冬心而变其繁……晚饭后约燕昌，并过怀师谈，并为注跋《汤贞愍墨梅》卷后。怀师云吴清卿有《梅花喜神谱》，今在其后人处，宋本甚精美。”归还陈撰的画册，变金农之法，跋汤贻汾画卷，得知《梅花喜神谱》的下落，真可谓充实的一天。

    看高振霄墨梅作品，虽然有众多名家的影子，但又不全是某家的笔法，可谓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用高太史自己的话说便为“幽娴贞静”。“不幽则俗，俗不可以状梅；不娴则竞，竞不可以状梅；不贞则烂，烂斯恶也，更不可以状梅；不静则嚣，嚣则气鼓而墨涨，非梅之所宜也”。“幽娴贞静”四字从《毛公诗传》中选取而来，可见其对梅花的创作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借鉴，更追求一种境界上的相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向汉魏学习的主张：汉魏无画者，其理则可通，其韵则可挹也。善易者不言易，庄之继老也，《骚》之承《三百》篇也，何尝有粉本供描画哉。系传曰“‘利贞者，性情也，斯言也’，书与画并得矣。”不是学习具体的形式，而是追求汉魏的理、韵，足见其境界之高远。此种画梅论调，在历代画论中亦是罕见。

    元代画梅大家王冕曾云：“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高振霄一生画梅500余幅，而且每幅皆有题诗，这也形成了他的墨梅创作的一大特色。后来他曾结集刊印《梅花百咏》《续梅花百咏》等，欲将梅花之清气长留天地间。

    尊礼家风 言传身教

    高振霄日记中，关于他与次子高式熊的交流也占了不少篇幅。虽然这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家规家训，但今天读来，颇能感受到一位父亲在自己孩子教育上的用心。不妨看看字里行间是怎样的父子情深：

    1926年

    三月二十日：是日，为次儿廷肃上学，行谒先师，礼于中庭，香案前三跪九叩首，礼毕，授课《三字经》一章，《大学》一章。

    七月十九日：课熊儿读《儿问》《大学》《书经》《名义》，为之展读解释。课毕后取视，反覆似夙谙者，其实皆未能诵也。以意属读，强效解事，憨状可掬。整卷兀坐，编翻卷页，相顾为乐。

    1927年

    四月二十九日：授熊儿课，为写映格二张。

    六月初六日：授熊儿《大学》一章，听其习诵以消遣……

    九月二十四日：是日熊儿感冒发热，夜间呻吟频作，为买梨食之。

    十月十三日：携熊儿至谢宅选取菊花，折枝持归。

    为其授课，教其习字，为其买梨，带其玩耍……爱子之情不言而喻。言传身教固然重要，但仍需时刻自我提醒。日记中记载，有一次高振霄赴席晚归，其子在馆中因找不到父亲而大哭，由此写下“儿年太稚，未能远离身边”的感慨。还有一次，高振霄把高式熊书写的对联悬挂起来，并指出其中的不足，借此又写下“教小儿不宜遇事夸奖以长骄气，须用抑扬法以裁成之”……虽然不是正规的家规家训，却在时刻总结经验，自我提醒。这些内容既包括对现实的所思所感，亦有从书中所得收获。

    1929年6月3日就记载：“阅《颜氏家训》终卷，颜之推持论平实，善于立言，创为家训，遂以传后，最宜省玩，有益学问。”高振霄如此看重《颜氏家训》，对其理念的影响自然也显而易见。

    而作为当代篆刻大家、书法大家、至今仍以97岁高龄饮誉艺坛的高式熊先生，在回忆父亲时说：“如今的成就与我父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每天四张，两张楷书，一张隶书，一张篆书’，为父亲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奠定了扎实而雄厚的基本功。而自己也在父亲的熏陶下，一头栽进书法、印章、印谱、印泥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好的家训家风，不仅仅是写在书中的名言警句，而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就高氏父子的学艺成就而言，高振霄的言传身教足以令人起敬。

    作为甬上最后一位太史，高振霄所面对的是一个山河破碎、战争连绵的乱世，在这样的时代中，高振霄将满腔的大道之志转向了阅经校史、书画艺术，而这也促成了他在艺术方面的重要成就。当然，他那种勤奋、坚毅、正气的精神品格，亦被其哲嗣高式熊先生很好地继承发展，从而为甬上艺苑续添一段父子佳话。

    （天一阁博物馆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