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 财新传媒编辑部 著 红旗出版社 2017年11月 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怎么走？决策者作了擘画，公众也满怀期盼。本书重点从深化改革、关注民生、民主法治建设、延续中华文脉、维护公平正义等多方面着手，回应人民的重大关切，严谨分析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让更多人对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郑永年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争论，光看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解释中国未来，我想这看不清楚什么问题；加上1949年，甚至五四运动之前的近代历史呢？我还是觉得看不清楚。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我们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来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怎么样看中国的未来？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往哪个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政党也好，其他组织也好，能够对它们把握得比较正确一点、精确一点。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我们的文明怎么发展。

    先讲讲我的思路。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传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佛教传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我们不说以前的传教士这些活动，哪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一百五六十年了。

    如果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我自己觉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现在讲文明对话，经常不能把握这个特点。最近在博鳌论坛上提倡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要对话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否则没办法去深刻对话。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我认为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到朱熹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一价值观体现在一套制度上。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

    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