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亚群 干亚群，1972年9月出生，经济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已出版散文集《日子的灯花》《给燕子留个门》（再版三次）《梯子的眼睛》（再版二次）《指上的村庄》（再版二次）等；作品发表于《天涯》《花城》《青年文学》《上海文学》《散文》《作家》《散文选刊》等，连续五年入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出版的散文年选，多篇作品入选初中、高中语文考试阅读试题，获得浙江省2012年－201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七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集二等奖等。

帕蒂古丽 帕蒂古丽，维吾尔族。出生于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现就职于余姚日报社。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等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 已出版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思念的重量》《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出版有长篇小说《柯卡之恋》《百年血脉》（均获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思念的重量》获得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2012年度《民族文学》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

赖赛飞 赖赛飞，浙江象山南田岛人，现供职于象山县文联。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创作出版个人散文集《陌上轻尘》《从海水里打捞文字》《生活的序列号》和散文选集《后离别时代》等9部，在《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散文选刊》《江南》等发表过散文。作品集获得过冰心散文奖优秀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海洋文化浪花奖一等奖、宁波市五个一工程奖等，另有单篇散文入选、获奖。

生活的馈赠

    汤丹文

    浙江历来是散文创作大省，散文“浙军”名声在外。

    不久前，省散文学会推出研讨的5位浙江散文女作家中，宁波占了3位：她们是帕蒂古丽、赖赛飞和干亚群。宁波女性散文创作的“甬军”似乎也呼之欲出了。

    帕蒂古丽这几年的创作状态给笔者的感觉更像是一位行走者。她以“贴近大地飞翔”的姿势，游走于新疆大地。她在故乡寻找身份另一种状态的回归。在对个人生活的重新观照中，或许她已然通过创作，完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纠结、冲突后的和解。

    赖赛飞如同她的沉静形象，更多是一位老练的日常生活观察者。她的瞩目点似乎是她所在的小城、故乡的岛、身边的海，那各色人等在她眼前一一经过。她笔下的人物有远航的渔民、快递的小哥、城里的医生等等。虽然她的文字是飘忽的，但她也如“序列号”般准确地完成了自己与世界交谈的定位。

    干亚群《指上的村庄》让我们进入了已经远去的乡村生活。她以文学的形式书写了乡村手工业的历史档案，重新构筑了一个不为许多人知晓的工匠世界。而其中所体现的对传统的尊重、对工匠精神的敬仰构成了作品的灵魂。

    不管风格怎样，题材如何不同，笔者可以明晰地感到这几位女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体悟，是用力持久并沉浸其中的。这些散文作品，更多地体现了她们文字之外的功力。如赖赛飞，虽说是海边出生，但要在《海水谣》中实现对远洋鱿钓船上渔民生活以及内心的把握，非经过细致的采访或长时间与渔民相处，不可能达成。同样，干亚群要“收集”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工匠，也需要深入持久的关注。

    赖赛飞在她的《生活的序列号》一书封面上写下了这些文字：“忍耐、坚持、付出、失去，直至收获/劳动不仅是习惯与基因/还是一口气的事情——与生俱有的呼吸。”在她们的创作中，深入生活也许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于她们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虚言。而成功，更是生活对她们真诚创作的馈赠。

    如今，帕蒂古丽为创作下一部非虚构散文集《蕴情的土地》，已经开始了从浙江柯桥、义乌到广东三元里、云南渑池、宁夏临夏等地的万里采访之行。这部作品将抒写中华大地上维吾尔族百姓在文化大融合下的生活样态。赖赛飞以海洋渔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集《被浪花终日亲吻》已在几个月前出版。而干亚群即将出版的散文集《纸水杯》，则聚焦当下一些生活在城里的异乡人的日常生活。衷心祝愿她们成功！

   作品选登

    介 入

    干亚群

    我小时候喜欢干扰蚂蚁的去向，用一根枯枝，把一群正在低头奔跑的蚂蚁突然挡住，就像我一个人在村庄里闲荡，村里的人，如周伯、葛叔，不知从哪儿蹿出来，伸出双臂挡住我的去路，让我叫他们一声伯伯或叔叔才允许我过去。他们半是兴奋半是开心地挥舞着双臂，而我一次次企图从他们双臂下冲出去。他们的手臂往上，我就猫下腰；他们往左跳，我就往右奔。他们快活地啊啊叫着，我则紧闭嘴唇，倔强地反抗着，拒绝叫他们。这本来就是游戏。我，周伯、葛叔他们制造并配合着游戏，一本正经地履行游戏所分配的角色。似乎，他们是强者，我是弱者。如果果真这样，他们又会失望，这个游戏的潜规则是我作为弱者要向强者发出挑战，但结局仍希望是弱者向强者屈服。但每次我都违反游戏规则。蚂蚁由于奔跑的惯性（惯性对人与昆虫或动物都适用），原地转了几圈，样子既像嗅，又似乎是触，然后顺着枯枝跑了上来。对它们来说，出路永远比我的多。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游戏的规则与潜规则，而蚂蚁从来不需要懂得那么多。

    我还会用剩菜残羹，或果皮糖渣，去操纵蚂蚁们的勃勃生机。我一个人孤独地蹲在地上，有些无聊的样子拨弄手里的一根竹梢，把一只蚂蚁从菜梗上驱赶下来，又把另一只蚂蚁诱导到一张糖纸上，我希望这两只陌生的蚂蚁能孤独地享用。然而，这两只蚂蚁很快引来了众多蚂蚁，它们居然让一片菜叶“走”动起来。我的孤独感由此更加浓烈。于是，我又选择出一只蚂蚁，重复刚才的动作，结果仍然还是那样。似乎，它们拒绝我设置的游戏规则。或者，它们生来就没有能力承受孤独。我替蚂蚁虚构了基因。

    曾经在一个午后，阳光明媚，春风撩人，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吃完了随身携带的食物。甜美的食物依然激不起我热爱这个城市的念头，内心的空虚与胃的充盈并不匹配，反而更激增我的无聊。我发觉自从居住到城里后，无聊像一种病症一样传染到我身上，时不时地反复发作。有时身处闹市，周围是南腔北调的人，代表着文明与奢华的各种场所、会所，以及为贵族与精英量身定做的商品，我突然发起无聊病来。我像一位长年失眠的精神衰弱病人一样，空洞而漠然地注视着从我眼前走过的红男绿女，我毫无理由地猜测他们内心的故事，和他们各自的命运，我悲观地预测他们会跟所有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苦，最后成为被蚁食的骷髅。我激不起热爱他们或她们或我们的念想，他们或她们或我们的一切，包括精致的，庸俗的，令我厌倦。可我仍得居住在这儿，生存是我的绊脚石，我被牢牢地拴在了这个称之为城里的地方。

    此刻，离我约一百米的地方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我居住这个城市已经二十多年，我奇怪自己从来没有涉足过那条街，哪怕有时得经过那条路，我如同一只蚂蚁，拐来弯去，然后另一条路就出现了。我沿着背街小巷走，看到了城市里生活在低层的人们，他们的破败，他们的脏乱，连同垃圾被一堵堵墙隔离开来。墙壁被粉刷一新，用绿线勾勒出一块块板面，上面是“我身边最美人”的图文。他们被“最美”定格在墙壁上，成为一道风景，也作为一道栅栏。我走过城市的边缘时，看到像鸽子间一样的出租房，还有被城管称为“马路市场”的地方，污水横流，蚊蝇齐飞，一群群“外来流动人员”在此交易，在此生存，他们微薄的收入和不确定的生活，使得他们跟干净、文明、优雅等词汇相去甚远。他们替别人保持干净、文明与优雅而得以生存。他们像蚂蚁一样不停地奔跑，只有奔跑，他们才能在这个城里获得短暂的居住权。

    因为想到了蚂蚁，我的目光从行人如织的街上飘忽回来。我低下头，目光炯炯，从椅角到地面，又由地面到草丛，凡可能是蚂蚁出没的地方，我一眼一眼地瞅过去。地面上没有任何生物与昆虫，除了干净，还有安静，与网一样的城市生活仿佛是两个世界。我忽然想到食物袋，赶紧从里面掏出面包屑，撒在椅角。然后，我像垂钓者一样，耐心地等待。

    我垂着头，胳膊支在大腿上，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以为那个人一定是病者。我的猜想，也是别人的猜想，他们从旁边走过，忍不住抛来一个目光。目光很短浅，来不及停留，很快又转移过去，似乎害怕自己的目光被别人的不幸纠结一块儿。城市里的人，实在太多，比天上飞的鸟还多。病者，健康者，大家都无暇于探究，偶尔的悲悯，也只是在心底一闪而过。我坐在午后的公园里，期待蚂蚁。无论是想法，还是行为，在旁人眼里一定病得不轻。可半天过去，没有一个人在我跟前停下步子。

    面包屑，依旧在椅角附近。代表不洁之物的蚂蚁一只都没有出现。

    回去的路上，突然发现在河对岸的一处建筑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白蚁防治所”。我的目光折回来，又折过去，似乎不相信这城里居然有白蚁。如果没有白蚁，就不会有这样的机构。城里的好多事物，我并不明白，不过，我相信一个理，所有机构的背后都对应着某种现象。如白蚁防治所，它最能证明白蚁就跟城里的人生活在一起。据说，这东西特别能啃噬，包括水泥之类的坚硬之物。它们越啃，它们的牙齿越锐利，像一把开过锋的刀，恣意地砍伐。一处老房子的倒塌，最后肇事者有可能是白蚁。有时，一群讨我们嫌的小东西，成为我们免于责任的好东西。

    我知道城市里除了白蚁，还有其他许多叫不上名来的东西。它们隐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喧嚣，也许，它们更喧嚣。我们张狂，它们更张狂。在我们对某种疾病的免疫期还没有过去的时候，突然又冒出许多不知底细的病菌，而我们束手无策。一簇簇的病菌，找到了自己的温暖土壤，有的寻找宿主，有的筑巢，还有的快乐地裂变、增生。它们不动声色，悄悄构筑起另一个世界，并候机暴发，侵占机体。只是机体们，还在浑然不觉中。

    （注：本文是《介入》的节选） 

    创作谈

    细节·视角·佛心

    2010年受谢志强老师的鼓励与指导，我开始写村庄题材，之后出版了三本书，算是江南村庄系列。这三本书写的都是童年的村庄，以回忆的方式，把以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平衡、约束、亲近以及规矩呈现出来，替村庄留下了一份档案，尤其是那些手艺人，用纸的形式为他们建立了一座乡村博物馆。我想，只有散文才能完成回忆的重现，也只有散文才能容纳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这段时期的散文创作锻炼了我写人物的能力。我写人物喜欢用细节，让细节替代我对人物的感情，尽量让每个人物有一处闪亮的细节。这是我对散文的第一个看法或感悟：用细节说话。

    前年吧，有次碰到宗仁发老师，他鼓励我写长散文。那时我也正为自己下一步的创作方向苦恼，村庄的内容差不多被我写完了，再写过去的村庄，意义不大。于是，我开始关注当下的村庄，以及当下的城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通过读书得以留在城里，精神上的胎记还是农村。所以，我立足于一个在农村与城市亲力亲为的角度，审视现在的农村，悲悯城里的边缘人。我在文章里的声音可能过于明显，也许不一定能得到读者的支持或共鸣，不过我觉得写散文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无所保留地传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作者是可以抛观点的，这不像小说，作者的想法与思考只能隐藏在人物的背后。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写散文的原因也在于此。我觉得散文要有真性情，敢于亮出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掌声不要紧，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是我第二个想法。

    第三，我觉得写散文要有佛心。这个我是受刘文典先生那句“写作就是观世音菩萨”启发的。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人性是在命运的走向中去丰满的。散文不可能完成命运的走向，只能选择或者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然后构建人物与我之间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写作者不能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去写，也不能在优越感的支配下去写，而是站在跟自己的人物同一个层面去书写。那些小人物，那些城市边缘人，那些讨生活的人，都是我所喜欢写的人。他们的日常，其实也是我的日常。他们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跟他们一样生活着，我写他们，其实也在写自己。散文的容量可大可小，可远可近，但我认为散文必须要有深度，这个深度就体现在情怀上，体现在思想上，用深度来书写浅显的生活和寡淡的日常，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干亚群 

    名家评说

    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天津文学院院长武歆：干亚群的散文大多在书写日常生活，她能从中看到一种力量，一种隐藏很深的力量。干亚群的作品中有耐心的叙事，丰饶的细节，由这两点支撑起思想的意蕴。尤其是《屋檐下》，还有《草语》，人和草的和谐，最后老人依着草睡着了，非常打动人。

    河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鲁奖得主邵丽：干亚群的散文打通了散文与小说的通道，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细节。比如《屋檐下》这篇散文，开始我就觉得是一篇小说。观察细致入微，描写也是恰到好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身份的焦虑，那种随波逐流的漂浮感，“用各自的努力朝不确定的生活迈进。唯一能替他们记住名字的，可能也只有揣在怀里的身份证。”读了这样的句子，你真不知道主人公是在幸福的入口，还是痛苦的出口。《介入》这篇散文写得也好，那种城乡之间纤毫毕现的对立和欲拒还迎的融入，被表达得那么尖锐，让人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所淹没，这也是现代人一个特别明显的精神表征。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立伟：干亚群写的《屋檐下》，她找到了一个农村妇女一生的象征。“屋檐下”很有意象，所有的妇女，包括自己的母亲，包括邻居的大婶在屋檐下东拉西扯，也写了男人，但重点写的是女人，尤其是父母，他（她）们的人生，以及自己的人生。对这种乡村女人归宿的认同和抗拒，写得非常质朴，有一种质朴的力量，有一种对人生的审视。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裘山山：干亚群的散文有泥土的气息、草垛的气息，还有水塘的气息。这些乡村的气息并不都是芬芳甜美的，甚至有不好闻的腥气味。她用这样一种悲悯情怀来写形形色色的人，写父母、村民，写种菜的老人，写那个卖猪但是喜欢画竹子的老曹，也写了喜欢写文学的老王，还有做志愿者的杨师傅，这些人在她的笔下都是有血有肉。乡村因为她的笔成为一幅画，被更多人看到。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干亚群的作品有节制感，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出发，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有温度又有情怀，同时有节制力。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陈世旭：干亚群写了很多空缺，而大量的空缺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意向都变成一种哲学的意向。

    作品选登

    大梁坡上的生活

    帕蒂古丽

    我们在大梁坡老房子的原址上盖的新屋子，伫立在高高的土坡上。前些日子，白天装修，夜里，我和弟弟打了地铺，躺在埋着我们胎衣的地方，心里安宁得就像躺在爹娘的怀里。小时候进进出出的庄稼地，长满芦苇的河坝上，那些记忆都回来，一片一片落满院子，栖息在苞米叶子上、棉花秆子上和葵花的盘子上。

    花了二十年时间书写，现在，我终于把自己写回大梁坡。这个村庄，对于别人可能只是一个村庄，对于我，却是一本打开的书。我回来，就是向故乡索要一份记忆，一份丢失的记忆。

    坐在屋子的门槛上，用父亲的目光看那些荒草。我是在荒草中长大的，却从没有这么长久地凝视过它们。孩童时代只顾着在一路奔跑中长大，似乎奔跑的方向，就是长大的方向，奔跑的速度，就是长大的速度，遥不可及的远方，充满了诱惑。成长中的奔跑，不会为谁停留，我甚至不会停下来，等一株荒草长大、追上来。童年的我，像一只惊慌失措的鸟。任何事物，都是匆匆从眼角掠过。

    现在，我用父亲的目光，打量大梁坡，村里的房子沿着一个椭圆形的大坑排列着，似乎从来就是为了我从这一头打量起来一览无余。我长大以后，坑里一直种着棉花，无论地分给了谁家，都种棉花。似乎这块地就属于棉花，从我穿开裆裤到现在，几十年来没有变过。

    我大学毕业不久，就当了记者，离开大梁坡的第二年，父亲用嫁我的五百元彩礼钱，开垦了房子西南面靠着河坝的十几亩地，这块地，用尽了他最后一点力气。等我抱着孩子，带着一架为他买的收录机回来，只赶上为他送埋。

    我的婚礼父亲没有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来，父亲本来可以用那五百元钱买车票，到塔城参加我的婚礼，可他把钱用在了开垦荒地上，他想着我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读书，他雄心勃勃，准备把他们都培养成“国家的人”，结果他走了，把他们全部留给了我来负担。

    我们个个都像父亲，都留恋大梁坡，都想在年纪大了以后回来。这里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大梁坡有父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邻居，邻居呼唤孩子的声音，跟他们的父辈一样，邻居吠叫的狗，似乎还是多少年前我们听着入眠的那一只。

    早上起来，看着葵花的脸盘渐渐亮起来，一点点仰起来，转向太阳。雪山在远远的地方，就像画在天幕上。站在房顶，能看到海子湾水库的大坝。二十八年前，这条路扬起黄尘，运送父亲埋体的拖拉机，突突突地驶过。埋葬了父亲后，就是那条路，带着我们迁徙，让我们兄妹六人，朝着六个方向，走了几十年。现在，都该回来了。回到当初，回到没有离开过的大梁坡，回到另一个梦境，等父亲的声音，远远地叫醒我们。

    三弟每天盘算着，口袋里的钱还能做多少事情。他盘算着盘一个大炕，叫兄弟姐妹们都回来，像小时候一样，大家一起并排睡在大炕上，这是他一辈子的理想，现在快要变成现实了。

    三弟现在盘算的，父亲在他这个年纪也盘算过，三弟想的，跟父亲一模一样。一旦回到这里，日子似乎只有一种单纯的过法。这是真正的重来，地里种的、院子里养的，一样都不多，一样都不少。大地就这么古老，村庄也这么古老，日子还很悠长……还来得及，把过去的时光，再从头过上一遍。

    最小的四弟，打算第一个回来。他是六个孩子中，最早离开这个家的。

    冬天，我倚在门框上，看着三弟带着孩子，在雪地里撒欢，我猛然想起，这个院子里，从来没有过四弟童年的脚印，他六个月时就送给了姨姨家，被姨夫裹在被子里抱走了。

    这个夏天，四弟久久地钻进茂密的蒿子里，似乎在寻找什么，我看见淹没过我们童年的蒿草，幸福地淹没了他。

    白天种菜拔草，晚上一起睡在大炕上，这些四弟没能经历的村庄岁月，我们要为他补回来。我们从小欠了他这样一份日子。谁也无法把过世的爹娘还给他，我们现在只想把大梁坡的生活，原原本本还给他。

    创作谈

    舌头和翅膀

    幼年时，在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共居的大梁坡村，我几乎同时学会了几种语言。要想知道村子里的各种事情，就需要多几根语言的舌头。

    我清晰地记得，在汉语学校里学到“亡羊补牢”这个成语，熟悉牧区生活的我，毫不费劲就理解了它的意思。我的维吾尔族父亲，不认识几个汉字，却牢牢记住了写在搪瓷盆底的“大众”两个字。他曾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个由三个人叠加而成的象形文字，给我打了个比方：“众”里面有三个人，就是有我、有你，还有你妈；有回族，有哈萨克族，也有维吾尔族。父亲的话语暗含了这个汉字所透露的人本意义，有时候我甚至猜测，父亲是不是通过对不多几个汉字的辨认和领悟，还有与周围代表这种文化的人的接触，认同了汉文化中某些打动他的东西，才把我们家六个孩子全部送进了汉语学校。就像我，会不由自主地将“亡羊补牢”这个简单的寓言，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将它与另一种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关照联系起来，从而引发出对另一个民族的好感和文化认同。

    感谢我的父亲替我选择了汉语学校。他从喀什伽师县，去往北疆的一路上，肯定吃够了语言不通的苦头。父亲无奈的选择，成了我一生的必然。现在在新疆，我的舌头在维吾尔语、汉语甚至哈萨克语之间打转。我热爱母语维吾尔语，母语让我能够深入维吾尔民族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深层心理。而汉语，让我的文字交流值，成千上万倍地扩大，让我的作品广泛地传播。如今这两种语言，已经成为我的两只翅膀，平衡着我的飞翔。——帕蒂古丽

    名家评说

    语言中还乡

    ——读帕蒂古丽《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谢有顺

    对写作者来说，拥有多语种的表达能力本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但对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来说，多种语言的乡土吸引力给她带来的是反复争夺的言说景观，她在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一文中，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这一过程：如同两种油漆之间的混合，不同的颜色覆盖在墙上，互相争夺，最终留下独特的痕迹。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汉语，在帕蒂古丽的成长中带来深浅不同的影响，作家用详细的笔触记录下了这一过程。有趣的是，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作家，这一过程反而是她用汉语书写下来的。

    起初，年幼的帕蒂古丽是在不同语言的缝隙中寻找自我的语言认同，“到处是涂改液和橡皮擦的痕迹”。父亲和姑姑、外婆和小姨，甚至哈萨克族邻居与汉族老师，他们都试图塑造一个符合各自文化期待的帕蒂古丽（或法图麦、芭迪玛、李英兰）。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争先恐后的各种语言争夺着同一个舌头。这个被不同语言改造的过程，也是作家特别的文学面貌形成的过程。

    一个印满各种文化混杂斑纹的独特的帕蒂古丽是怎样形成的呢？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在自我成长中获得亲切感和认同感的东西，才会在潜移默化中本能地被接受。

    直到移居江南，作家才开始像审视一个异乡人一样剖析自我：影响是如何一日日发生，多元文化如何缔造了一个崭新的自我。从最初的不适焦灼中走脱出来，几种文化的碰撞带来了一种和而不同的交流和交融，界限不再那么分明。“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吸收，或许都是在抗争中去发现、分析、比较后汲取，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被这种事物彻底淹没。”一味服膺于一种本土文化而丧失了新的选择权，是悲哀的。从最初尴尬地被动接受到后来的碰撞融合，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间或也伴随着文化认同的焦虑。

    离开了母语生活环境，异乡的语言使得舌头在不同语境下生涩地切换。转换一种语言，其实也是转化一种思维方式。帕蒂古丽说，她开始意识到父亲是一个先觉者，从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到多民族混居的北疆，父亲早早察觉到了多语言对于融入外界的重要性。掌握了多种语言——尽管过程中可能伴随着不适和撕扯，这对于打通不同文化间的隔阂，进而吸收、融合、再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

    帕蒂古丽敏锐地触及到了一种语言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丢失在新疆的讲维吾尔语的是过去的自己，留在宁波的讲普通话的是现在的自己。对母语的日渐生疏是意味着自己的背离，还是代表着融入与延续，或前进的向度？在她的反复追问中，作家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

    “语言是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多一种语言，即是多一条出路。帕蒂古丽的写作，昭示出多语种作家可能有的另一条精神出路。

    （本文作者系文学博士、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品选登

    十字路口

    赖赛飞

    总是路上的事情。

    曾经密布街头，三步一岗，像句子中的逗号，提供给人换气的机会。现在的街道大大提速，尤其是两旁的隔离护栏挟持着机动车一口气往前，中途的停顿交给了红绿灯这种并非祖传的符号，报亭寥落得如同中世纪古堡。

    街头的喧嚣和极速流动性，可以让静默固定的东西忽略不计，报亭就是其中之一。绝大多数时间，它是无尽寂寞。这又跟古道上的长短亭有得一比，唯其不同的是，后者因了旷野无人。

    离我出入街道最近的报亭设在一棵梧桐树下，春秋气候温婉街景青葱，人们心境及脚步平和，这个报亭不算显眼。那时梧桐往往亭亭如盖，偶尔行者车辆双双绝迹，唯有大树小亭人家，诗情画意、人在旅途的感觉就悄悄生发——当然不待缭绕蔓延就被及时打破。因为这一点，意识到整个城市如果慢慢地平息下来，也将是乡野的风景画一样清爽安宁。于是不止一次地站在城市的十字路口——简称十字街头狂想，想象自己抓住这个城市的枢纽，用力提起来一抖搂，把车辆像虱子一样从城市的每条缝隙里抖干净。

    这就成了。

    报亭的占地面积三步长，三步宽，我没有别的测量方法。

    酷暑、寒冬，我在街上路过，整个报亭是我的焦点。从里面的人到窗口排列的杂志，到外面小炉子里的盐煮土豆、茶叶蛋，夏天加上青草冻，还有顶上的一只空调，那是对气温和心理的双重平衡。

    机缘巧合，日间会碰上课间操后的学生。报亭濒临学校，隔着一人多高的铁栅栏以及密密匝匝的珊瑚树。短暂的休息时间，浓密的树丛被拨开一个间隙，露出孩子们的一簇小脑袋，像一窝小燕子，叽叽喳喳买吃食。一位稍事休息的年长环卫工，看中这里的一点遮挡，静静地坐在背后，眼中依稀有黄发垂髫的贪恋。报亭女像大燕子穿梭，轻快的碎步，透露出轻快的心境，不断地往栅栏里递东西。显然，后来学校发现了这一处漏洞，煞费苦心地又在里侧加了一道铁丝网，于是在铁栅栏与铁丝网中间不但有绿化，还有两米来宽的空间，买卖双方的手臂加起来无论如何达不到，只怕长臂猿来了也无济于事，因为铁丝网的孔径顶多能伸进两只指头。但是老话说得真是没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几天我看见栅栏边搁着一把长柄撩兜。这是捞鱼用的，绝对不应该出现在此处。马上联想到斗法二字，不禁咧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产生供给，这场免费的经济学现场课生动得很。

    算是社会的最小舞台，上演着一出最精短的折子戏：主角、配角、群众演员齐全，并自带观众。此时的生活，喧闹中有点俏皮，还有点紧张突兀，因为最终，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不止一遍地预演上课铃声响起的情景：刹那间，孩子们如飞鸟呼啸着归巢，环卫工重新拿起扫把，报亭女隐入摊位，车流红灯停绿灯行。一切井然有序，而我，已经走过了那里。

    如果把城市的街道比作一条水量丰沛的河流，钢铁栅栏就是它完成硬化的两岸，整齐划一，美观大方，同时僵硬冰冷。没有栅栏的街道仍保持着河岸的原生态，长满了各种野性植株，不断侵蚀着河道，造成淤塞的同时带来盎然生机。

    报亭们只是河岸上的特定植物，被允许栽种在某处。不仅是位置，它们的长相和长法也被规则所框定，高度雷同。这些临河而生的树种，本身并无根系和枝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它的底下是可以滑动的轮子。它的根系和枝叶由一个人的生活决心和由此而来的面貌所维系和决定。

    比如常在我眼面前的报亭，偶尔会在花花绿绿的杂志中间冒出一束野草花，插在废弃的饮料瓶里，还有一盆难以死去的吊兰，一直绿在当中。时间早，能看见报亭女子握着一面红壳小圆镜，一把短尾梳，整理被风吹乱的发髻。她30多岁，身材小巧，头面整洁，肤显白净，着装偏好套裙，呈现妩媚利索之气质。她显示出了生活里的种种不懈怠，虽然让人怀疑这种种用心到底有多少会被留意。

    少数时候，她在里面只露出低着的头，很温婉的样子，猜她在看书。其实不管她看什么，重要的是很沉静。这沉静只是一个人的，并局限在小框框里，但十字街头所有过往车辆带来的速度和声音加起来，双方较量之下报亭与女子还略占上风：此种情形下人们终于注意到了守，暂时忽略了身边的流逝。

    报亭实在太小，只能容纳一人。营生也太袖珍，一切从简，能省则省。水是装在塑料桶里从家里带过来的，吃的是盒饭，空调很少开动以节约电费。如何在小的空间内塞进尽可能多的东西，如何删繁就简地带齐必需品，这是一门艺术。有时看见报亭女出现在报亭外，就推测诸物齐心协力将主人排挤了出来。

    如果生活是个万花筒，城市就是个巨大的万花筒，每个城里人都被无形的大手摁着头往里瞧。你瞧，你瞧，然后，转一下，再转一下，我就在一大片缤纷斑驳中看见了车流未能全部卷走的报亭。

    就我的直观，虽然平时只有零星的交易，报亭还是像一颗颗大头钉钉在十字街头毫不动摇。这些城市马路的最繁忙处，闹猛得就像一群蜂经过收费站留下来不肯走，凭空制造出许多的声响、热度、杂乱。偏偏又是其重要穴位的所在，对此的作用力往往精准而有效，助力所有的得以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包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

    当然，是钉子总会被拔起，但离它们全部拔光还有一段距离。因为眼下的城市依然有人要出来用双脚晃悠，遗留下一截慢腾腾的时光，也有人需要停下片刻，比如那些人在旅途者……这些元素全部消失，报亭才会全部消失吧。

    顺着街道两旁森严的铁栅栏，我想象有一天，城市街头进化到了高速公路的境界：只允许达到速度要求的车辆通行，也就是只允许效率在此所向披靡。

    一切都是经过，只是经过。

    在此之前，审视报亭，再将范围稍稍扩大，十字街头的种群里就不止有它，还有岗亭，有夏日的冷饮摊，夜晚的饮食摊，微小的擦鞋摊，甚至有门面窄小得令人吃惊的彩票点，却在不断贩卖巨大的希望……他们跟行道树一样，一旦栽种在这里，就要在这个位置上自行生长，成为街头一族，任凭成千上万的人疾速冲过他们的生活，所做的就是稳住脚跟，不被一场接一场的洪水滔滔打翻消失。

    因为没有零星购物的习惯，关于报亭，我还看见有顾客趴在小窗口翻杂志，最终没买；看见大清早一个年轻男子踩着三轮车将东西卸下，应该是她丈夫；看见报亭女在晨光里整理、浇花、梳妆，等等。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干，称得上毫无瓜葛，都是它们从不吝给我点点生动之光。在我日渐矇眬的眼中，人间的萤火之光，闪闪烁烁，与高天上的寒星之光，一样洞穿整块夜空，洞穿这扁平世界。

    创作谈

    普通即是最大的典型

    大量非典型性的存在，造就一种看不见的生活，像至今不可测量的暗物质。人物与本身的面貌、思想、际遇及其环境——通过他们的眼与心，都在里面出没，同样不被注目，这有点像学校里基数最大的中等生。以为散文这种文体，适合对此的观照、表明与承担，及时、及地、及人，组成多维，带来广泛的真实。想写的散文也就如此，一个普通人感知并描述的普通世界，带着极大的主观坚持。

    坚持认为普通即是最大的典型，舞台上不可多见的生活与人群，支撑了这个舞台这个世界。这些人的这些生活，悲喜与爱憎，理当被文字的光照着，不管是强光弱光，也不管是泛光聚光。若能照亮他们，就能照亮生活照亮内心。——赖赛飞 

    名家评说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赖赛飞的散文里头，一是读到了很多陌生的，或者又有点熟悉的民俗文化，带给我们异样的感受，是别无他家的。二是一种面朝大海，却没有海岛意识，孤岛意识，始终是依托着大陆，依托着海洋，因此她的写作没有狭隘的局限，写作很大气，是对这块土地的歌吟，对劳动对我们生活的歌唱。三是自信的表达，就像写诗一样，节约她的文字，实际上是对散文没有门槛的抵抗。不光是她的文字，包括她作品里对于思想性的追求，对于哲理的思考。虽然生活在岛上，但是在岛上思考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思考的是传承，因此她的写作是自信的写作，非常有思想性的一种写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文艺评论家孙郁：德国作家黑塞说自己的写作常常受到窗外的因素影响。不仅受到书本的教育，“还从一些秘不现身的、更高明、更神秘的力量那里受到教育”。书本的常识会让人“内省”己身，而那些神秘的力量则会让人学会一种“内观”。我想许多有创造力的作家，差不多都是如此。赖赛飞是沐浴着海岸线的天光的“内观者”。她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有新的审美的状态，还有新的生活状态。靠了一种自渡，可以驶向思想的彼岸。

    河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鲁奖得主邵丽：赖赛飞的散文写得空灵，也空阔，非常的形而上。这是好散文的标志，你读的时候能沉进去，放下的时候还走不出来。《第四类痛觉》就是这样的文章。同样是写母女关系，写得如此沉潜其中而又隔离其外，拿捏得那么恰如其分，真是不容易。《没有如果的旅程》,在历史和现实、张爱玲与“我”之间穿插衔接得那么自如，确实需要技巧和智慧。这样的写作我曾经遇到过，就是俄罗斯作家茨普金写的《巴登夏日》，是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据说是“20世纪最后一部小说”，我觉得也完全可以说是“20世纪最后一篇散文”。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立伟：赖赛飞《第四类痛觉》很有视角，写的是母亲和自己、自己和自己的较量，前者是希望得到一种存在感，后者是希望在活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和一种自我驱逐。也是对母亲一生的审视，对妇女关系的一种掂量，以及自己对生命价值观的感悟，充满了女性的辨析和思考。

    《光明日报》领衔编辑韩小蕙：我觉得她是大气的，对家乡充满了一种责任感。作为女性作者，她在文字里边很像男性。我觉得她已经把象山的海、象山的跟海文化、渔文化有关系的一切的事物掰开了，揉碎了，然后重新塑造了一个文学模型。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赖赛飞的作品首先是题材上的一大贡献，写海岛、海洋，人在其中顽强的生存，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文本。其次是作品沉郁的调子，就是其最基本的气质。仿佛幽暗的乌云下边，海水不断律动，冲击着海岸，让人的内心发出对神圣生命深深的感叹，体现了女性的博大、细碎，同时还有光芒。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不像南方女人写的，里面有一种质性的东西。从文风上，特别欣慰的是犀利的东西，这种犀利的东西又被另外一个东西制衡了，被一种才气和柔情制衡了，这种犀利的东西被柔情拉了回来，所以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在很多庸常的经验当中，能表达出不一样的感受来，而且能够精准地表达，清新，脱俗，这个就是她语言的功力。有具体而微和自由开阔结合在里面，所以除了具象的东西，还有抽象的内容思考，打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