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提法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和传统的提法“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兼容，又避免了由于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所造成的人猿之别问题上的大地震，同时还巩固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经典论断。除此之外，这一提法本身不是一个单纯实证的或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是一个哲学（哲学人类学）的发现，它不单对人和猿的区别作出了清晰而确定的划分，说清楚了人由于要携带工具而不得不两腿直立行走的必然性，而且由此深入到了人性本身的本质结构，借此来解释人的语言的诞生和历史的形成，以及剖析自我意识的结构和自由的起源。这些都显得比以往的解释更加顺理成章，也更有根基。

    ■人和动物的区别到了高层次，就是从动物的表象、欲望和情绪提升到了人的概念、意志和情感，从而人能够建立起整个真善美的精神大厦。而这一精神大厦的根本特点在于对现实事物的超越性和理想性，它是立足于人的自由之上的。这就涉及人的自由的起源。携带工具本身就显示出人对眼前利害的超越性，他肯将某种目前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的东西（工具）随时带在身上，将它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延长的手），即使在不用它时要耗费一定的精力也不能丢弃它。这种习惯使他的行为具有动物所不可能有的远见和整体的策划，也就是超出临时的需要而为未来的需要作长远的考虑。人在这种目的和手段的链条中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即他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所欲为，不受眼前需要的支配，成为自然的主宰；但最终仍然受制于本能的生存需要。

    ■真正的自由是在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有一部分人（如贵族或奴隶主）能够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生产，进行完全超功利的真善美的追求时，才按照其本质而向人呈现出来的。但它起源于在物质生产劳动中所预先蕴含着的自由的因素，即暂时地、有限地超越于物质需要的因素，而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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