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这个有点高大上的主题，得从春节期间一朋友圈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的一次讨论说起。

    那次讨论也是两种意见。一些业主认为，一楼二楼要体谅高层业主的困难，而且装了电梯房子能升值，同意装才是明智的选择。有一业主反对这种说法，并说这是“道德绑架”。

    这类情况并不少见。在网上讨论问题，只要有一方从道德角度提出要求，就会有人以“道德绑架”给顶回去。被顶的那一方，也往往从此闭嘴，似乎觉得自己真的用道德绑架了别人。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搞搞清楚的带点理论性的问题。

    查了一些资料，所谓“道德绑架”，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当然是好事）。

    对于“道德绑架”的理解，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连道德底线都守不住，连道德义务都不想尽，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对他们提出要求，是推进道德建设、提升道德水准的应有之义。有人认为：“道德”的存在不同于并高于法律，没有任何强制性和规范性，是一种对模糊的“善”与“美”的渴望与追求，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

    理论比较抽象，下面举一些“道德绑架”的实例，也许容易理解些。去年，广东省电白区18岁女孩蔡燕梅患上尿毒症。蔡家已花掉10万余元，负债累累。要彻底康复，蔡燕梅必须换肾，手术费用逾20万元。网友“冰尘”建言：“我们找出买彩票中了奖的彩民，让其捐献25万元，挽救一条生命。”巧的是，电白区就有一彩民中双色球两注头奖，总金额1200万元。于是，几个网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来到投注站，手拉“救救蔡燕梅吧！伸出援助之手，让18岁的生命延续”的横幅，呼吁大奖得主捐资救人。

    早些时候，几位演艺界人士号召参加“明星一起来”扶贫活动，而范冰冰拒绝加入。不少地方报纸相继转载这条新闻，攻击其“为富不仁”。搜狐网关于“范冰冰拒绝扶贫该不该遭到炮轰”的调查显示，有24954名网友投票赞成“应该炮轰”，超过86%，认为“不应该炮轰”的，才3804人。

    这两起事件都有“以道德为砝码”和“要挟”的情节，完全可以认定为“道德绑架”。因为无论是常人还是明星，他们拥有对合法收入的支配权，有关条例也明确规定，公益活动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逼捐”成为公开行动，尤其是媒体介入，不可避免地把被求助者推到“众目睽睽”之下，供更多“观众”注视和评说。而这些“观众”通常会出于同情弱者和反感“为富不仁”的心理，一边倒地赞成“救助”，甚至对“不救助”者提出严厉责问，给对方带来精神压力和人格上的负面影响。

    由此衡量，关于老小区装电梯的讨论中向一二层业主提出的一些要求，无论是性质还是方法，都属于民主讨论、各抒己见，有利于加深理解、达成共识。成功安装电梯的单元，都有这样一个协商、沟通过程。只要讨论过程没有采取逼迫施压手段，就不该扣上“道德绑架”的帽子。

    判断这个问题并不难，倒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反对“道德绑架”，是否可以连同“道德教育”也一起反掉，道德的进步不需要教育与引导吗？

    如果我们承认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形式，那么，法律意识的成长和道德水平的提高，都需要坚持不懈地教育和培植。

    道德教育，其实就是一定社会为使人们自觉遵循其道德行为准则，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相应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影响的一个过程。它是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内在品质的重要途径。比较完整的道德教育，包括提高认识、陶冶情感、锻炼意志、确立信念和培养行为习惯等环节，具有广融性、多端性、重复性、渐进性等特点。道德教育一般采取正面疏导的方针，实行传授道德知识与总结道德生活经验相结合，个人示范和集体影响相结合，榜样激励和舆论扬抑相结合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渠道，包括家庭、学校、单位、社会。教育者可以是家长、老师、专家，也可以是其他普通社会成员。

    判别一种道德行为是“绑架”还是“教育”，也可以举例说明。公交车上让座，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中国的现状是，往后看大有进步，往前看差距不小。提升这方面的文明水平，主要运用家庭、学校、媒体等多种渠道，宣传让座道理，褒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现象，逐步提高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让座意识，但不得对不让座者进行个体曝光甚至处罚。一人有难、众人相助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在实际操作时，号召、表彰、榜样示范都可以有，分配名额、规定金额、张榜公布甚至聚众索捐，就不能有。

    走极端是国人恶习。一强调“道德教育”，对现实中有意无意的“道德绑架”熟视无睹；一批评“道德绑架”，就连全世界通行的道德教育，也连同“脏水”一起泼掉。我的观点有点折中：“道德绑架”不可有，“道德教育”不能无。

    在爱走极端的舆论氛围里，折中，有时候更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