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膝共议 肩负使命》（国画） 吴永良 绘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部分教师合影(潘天寿前排右三、陆维钊二排右二)。

中国美院高等书法篆刻专业创办40周年庆典时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左起：王冬龄、邱振中、朱关田、陈振濂、祝遂之)与陆维钊先生夫人李怀恭合影。

陆维钊先生与日本书法家进行交流活动。

潘天寿墓碑。于1980年1月所题横书墓碑，是为陆维钊绝笔。 （本版供图 陆昭怀）

陆维钊为岳飞墓所书七言篆隶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在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时，就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已经面临“诗、书、画、印”整体性传承的危机。他在当时高等艺术院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并倡议开设“书法篆刻专业”。由此，他与我的父亲陆维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亲陆维钊在潘天寿先生的力邀下，从杭州大学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任教，浙江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开设了国画诗词题跋课，也有了专职书法老师。潘天寿与我父亲以及后来的许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挽救了上世纪我国书法人才所面临的断代之危，使我们能够看到当今书法艺术发展的盛况。

    3月14日是潘天寿先生诞辰纪念日，谨以此文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陆昭怀 

    为书法教育操心

    诗书画整体推进

    但凡旗手，必为有远识，有坚定信念，有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且能引领大众追随。潘天寿就是这样的旗手。

    1959年，潘天寿先生受命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发觉，当时的中国画系学生，大多不懂中国诗词，不会题跋，也写不好毛笔字，甚至有人画完了画，得请别人代为题字落款。

    潘天寿与当时的中国画系主任吴茀之商定，中国画系除讲授画论画史外，要增设古典文学和书法课程，青年老师也得补上这一课。但是，由谁来担任这些课程的老师呢？

    事有凑巧，一天，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三等先生结伴游西湖。在三潭印月举行的杭州市群众迎国庆美术作品展前，看到了我父亲画的一幅画。这幅山水画用笔简练，不但画得好，题跋和书法更是非同凡响。当得知作者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维钊时，潘天寿决定先向杭州大学借调我父亲去美院兼课。

    当时，有两所大学向杭大提出商调我父亲去教课，另一所是浙江中医院。但我父亲感念潘先生的知遇和真诚，最终选择了美院。

    在美院，我父亲与潘天寿、吴茀之闲聊时，常谈及自己的观点。我父亲在《题陆俨少为韩天衡画黄山烟云长卷》中写道：“昔余与天寿、俨少论画，咸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仍此意，率成一绝。”

    画人从古惯能文，

    万里行来异见闻。

    如此黄山开一境，

    白云遮尽劫中氛。

    我父亲曾谈及有一次潘天寿召开教学会议，征求大家对中国画系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的意见。潘天寿最后拍板决定，绘画人才的专业要求是：文学四成、书法三成、绘画二成、其他方面修养一成。从中可见，潘天寿对文学与书法的重视。

    为书法传承忧心

    立下世纪誓约

    我作为晚辈，有幸见证了潘天寿院长到杭州韶华巷59号（圆赏楼），也就是我的家的一次家访。可以说，这是现代书法史上一次极具历史意义的访晤，正是这次晤谈，坚定了潘天寿与我父亲两位老人的信念，决心共同为书法教育事业奋斗。

    1963年年底的一天，我因体育课上不慎跌伤门牙，休息在家，见一位老先生来访，父亲立刻叫我泡茶。当我端茶入房时，父亲让我叫“潘伯伯”，我这才知道来访的是潘天寿院长。

    父亲的卧室兼书房显得很拥挤，南面临窗是一张写字台，东边靠墙是一排放满书的书架，还有一张摆着时钟和收音机等杂物的长桌，长桌与写字台之间，正好有一个空间可放一张藤椅，它通常是供客人坐的。潘老就坐在这把临窗的藤椅上，父亲则坐在写字台前的方凳上。当我上茶时，潘老慈祥地看着我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呀？”我回答：“今年十七岁，在杭四中读高三。”因想到今天不是休息日，又补充了一句：“昨天上体育课不慎扑跌在水泥地上，磕断了门牙，今天在家休息。”潘老“喔”了一声又问：“那你明年就要考大学啰！打算学什么呀？”我正愣怔间，父亲微笑着替我答道：“我主张孩子学医，能治病救人。我那大儿子，当时叫他学医，结果却报师范读了外语，所以这次就要小儿子一定考医学院。”只听潘老应道：“嗯……学医好！学医好！”

    随后，潘老与父亲谈正事，我便退出房，顾自复习功课去了。良久，父亲送潘老走出房间，考虑楼道光线偏暗，他让我扶着潘老下楼，一起送到院门。道别时，潘老又慈祥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勉励道：“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医学院啊！”

    回楼后，父亲跟我谈起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不久前潘天寿作为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赴日本考察。那天他特地来谈这次访问的见闻。潘院长说，到机场迎接中国书法代表团的日本书法家，人数之多，令人惊讶，其中还有不少女书家，可见书法艺术在日本的普及程度。书法本源于中国，是我们的国粹，但随着汉字简化和硬笔推广，传统书法逐渐淡出中小学教学，致使书法教育和研究人才严重匮乏，现在老书家已寥寥无几，年龄也多在六七十岁以上了，若再不培养后继之人，中国书法真可能有断代之危。而日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很重视书法教学，书法学习风气很盛，能写汉字的人已逾百万，据称现在拥有书法家十万之众，年轻一代书家更是偏军突起，不容小觑。我们如再不重视并抢救性培养书法人才，若干年后，延绵华夏数千年的书法艺术，很可能会被日本所撷取。潘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回国后便迫不及待地来找父亲商议。

    潘天寿的一席话，令父亲心情沉重。他向潘天寿讲述了1958年和1962年两次在西泠印社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时的往事。这两个日本书法代表团都由西川宁先生带队，西川宁是个中国通，对古汉语和文字学有很深的研究，对中国新出土的彝鼎碑石、帛书竹简也十分关注，几次来华都是带着问题来的。据说，在北京、西安、上海、南京等地均未能解惑，到杭州交流时，父亲回答了他提出的几个古字的出处及演变，使其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想请父亲去日本访问讲学。随后父亲又向潘天寿汇报了书法篆刻专业开办以来的教学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书法篆刻专业的学生，不能只练字，必须加强文字学和古汉语的教学，学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基础。

    两人商谈了两个多小时，都认为书法的根在中国，我们必须要有民族自信，牢牢守住华夏文明之根。形势逼人，他们相约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有质量的书法教育接班人，争取经过十至二十年的努力，做到后继有人。

    据浙江美院首届书法专业本科生金鉴才先生回忆，父亲在入学教育时和他谈话，曾说：“潘先生下决心办这个专业，我接受这副担子，都不是因为兴趣。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对我们这些老先生来讲，叫作责无旁贷。”

    为书法复兴育人

    奠下坚固基石

    当时，潘天寿先生作为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但他仍坚持亲自为书法篆刻专业本科学生授课，并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二十余幅古代名人书法作品捐赠出来，其中包括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的作品，供学生观摩学习。

    然而，书法专业开办不久，受极“左”思潮影响，有人提出，书法专业“整天读古文、背四书五经，这不就是复古，宣传封建思想吗？！”有的人还私下动员学生转专业，甚至提出取消书法篆刻专业。对此，父亲作为老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然而潘天寿先生毫不畏惧，他严正指出：“试办书法专业是中央文化部的意见，有文件依据，要撤销这个专业，必须得有文化部的文件，不能随便拆散。”正是潘天寿的鼎力支持，书法专业的教学得以继续，并于1964年暑期公开招生，择优录取了第二批学生。

    但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夏，“文革”开始，全国的教育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浙江美院也无法幸免，潘天寿更是首当其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等罪名，惨遭迫害……接着，吴茀之、诸乐三以及我父亲等老教授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被关“牛棚”，接受批斗；或接受监督，劳动改造。1971年，潘天寿先生终因惨遭折磨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含冤离世。噩耗传来，父亲一时呆立，继而捶首痛哭，他为失去挚友而悲痛万分。回想这些年，作为陪斗，他曾多次目睹红卫兵批斗潘老，最令他气愤的是，领头者竟是潘先生当年悉心培养的门生。他说：“哪有这样的学生？这辈子我决不招研究生！”

    当时画本已难踪，

    点缀生花仗此翁。

    惆怅沧桑经劫后，

    听天楼阁论宗风。

    这是父亲在潘先生残画上的一首题诗。

    遗句诉心怀，记当时死别吞声，昭雪沉冤凭舵手；

    阴风摧艺苑，痛此日春回喁望，栽培后学失班头。

    这是潘天寿先生逝世七年后补开追悼会，父亲写的一副挽联。他视潘老为“班头”，是我国书画艺术教育的领头人。对我父亲而言，痛失“班头”，万念俱灰。值得一提的是，潘天寿最后的墓碑也是我父亲1980年所写，这也成了我父亲的绝笔！

    出乎父亲意料的是，1978年，美院派人来家收回退休证，并请他回校筹备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当时他十分犹豫：一方面潘老的悲剧，阴影挥之不去；另一方面，那时父亲已年老体衰，子女又都在外地工作，生活缺人照顾。

    但对父亲而言，有一种情结一直萦绕于心：首批书法篆刻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计划，由于“文革”而不得不中止，当初与潘天寿约定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有质量的书法教育接班人，愿望至今未能落实，实在心有不甘啊。为此，父亲最终还是欣然接受招收全国首批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的任务，以完成潘天寿未竟的事业。他不顾自己八十高龄、且手术后身体虚弱的状况，开始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招收研究生的各项准备工作中。

    那时我已调回杭州工作，晚上看到父亲房里的灯光往往深夜两点后才熄，有一次甚至清晨五点多才上床。我曾一再劝他早点休息，别太劳累了，他说：现在时间不够用呀！马上要招研究生了，《教学纲要》一定得赶出来。白天来访人多，思考不好问题，夜里静没干扰，好做点事。其实，我了解他还另有一个想法：书法本科教学因“文革”而被迫中断，他想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完成当年与潘天寿的誓约，也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1979年暑期，浙江美院招收了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等五名研究生。新生入学之初，父亲逐个与他们面谈，帮助确定各人的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规划。父亲认为，要深入研究某一时期的书法，就必须全面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化特征，不能单就书法论书法。比如重点研究唐代的书家，那就必须下功夫去了解唐朝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唐诗……如果重点研究宋代的书家，则必须了解宋朝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宋词……好在有诸乐三、沙孟海两位老先生的大力支持，还有刘江、章祖安两位老师的全力辅助，新生入学阶段的工作进展顺利。

    但是，由于劳累过度，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年底又病倒入院。1980年元旦后，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但他仍坚持在病房给研究生讲最后一课，结束时叮嘱道：“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静心做学问……我一生工作只做了一半，现在天不假年，无能为力了，大家要努力呀！”随后，父亲把5位研究生托付给了沙孟海先生。他希望这批研究生都能成才，成为书法教育的新一代。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一种责任感。他们为我国高等书法教育事业的付出，真可谓是前赴后继。虽说只是播下了种子，没来得及看到收获，但可以告慰他们的是：当年的遗愿已有了丰硕的成果！如今，这5位学生都成了中国书法界的中流砥柱。可以这么说，正是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老一辈艺术教育家们的努力奋斗，才有了今日中国书法艺术和教育所呈现的盛况。当年点燃的火苗，已然是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整理 汤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