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肇巽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宁波，城内河道纵横，小桥星罗棋布。老家在七塔寺钟楼外墙下，家门口就有一条小河，往西几十步是彩虹桥，东边不远处有张斌桥。幼时常在桥上桥下嬉戏奔跑，见到三三两两的纤夫拉着满载的航船过桥，我们就会从桥顶冲下去，伴着拉纤的一起走上一阵。逢年过节，有跑马灯的、踩高跷的过桥，更是热闹起哄的最佳时机。那个时代，桥是孩子们的乐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化的洪流逐渐把这些河流桥梁碾为平地，彩虹桥下的河道变成宽阔的彩虹路，巍峨的张斌桥化为江东区最大的菜市场。

    其实，和我最为亲密的要数另一座桥——老江桥（灵桥）。灵桥是我的孪生兄弟。母亲说，我是在1936年老江桥落成庆典的鞭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年幼时我很少和那位兄弟见面，因为对我来说七塔寺到灵桥实在太远，好像永远走不到。

    40年代的宁波街道崎岖狭窄，楼房低矮破旧，我的“兄弟”是方圆数十里内唯一的钢筋水泥建筑。它又是跨江的唯一通道，平日里能见到二轮黄包车和手推肩拉的木板车缓慢经过。桥面光亮陡峭，一到下雨天，过桥行人脚下带来的泥泞，夹着被冲稀了的牛粪马屎便会顺坡而下，一不小心就有人滑倒。这个庞然大物太威严了。可能这也是孩子们不太去那里的一个原因吧。

    我第一次见到灵桥大概是1942年的一个冬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过江去外婆家。当时宁波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桥头搭起竖着太阳旗的岗哨棚，和每一个过桥的行人一样，我们向手持刺刀的日本宪兵战战兢兢地鞠躬，然后抖抖索索地过桥。我能感受到“兄弟”的屈辱。

    1948年江亚轮惨案，三千宁波同胞葬身海底，听人说一批批遇难家属涌上灵桥俯伏在栏杆上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往江面摔纸钱，阵阵凄风楚雨，场面惨不忍睹。我猜想“兄弟”必然是沉痛的。

    1949年我上了中学，七塔寺至灵桥距离变短了，过桥次数也越来越多。这年舟山尚未解放，为阻止解放大军渡海，国民党飞机三天两头来灵桥上空扔炸弹，桥面被炸出许多窟窿。我看到“兄弟”变得千疮百孔。

    岁月流逝，此后六十余年风风雨雨，宁波历经各种变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先后经历二次大规模修缮，灵桥才恢复原来面貌。尽管在四周高楼的映衬下，灵桥已经显得矮小，但雄姿犹在，而且路面变得非常平坦宽敞。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的“兄弟”不再孤单，逐渐有了新伙伴。如今它的十余座兄弟姐妹桥一字儿排开，横卧于甬江之上，注视着滔滔江水在身下流过，向东奔入大海，见证着它们的母亲——宁波，如何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闻名遐迩的繁华都市。

    我们都会老去，然而我的兄弟，宁波人心中的桥——灵桥不会。它会永远镇守在三江口，世代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