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在《中国年轮:从立春到大寒》的后记中,作者“三耳秀才”介绍,他不仅是“就物候说节气”“就农事说节气”“从天文角度解读节气”“从文学角度解读节气”,而且是“站在最高处,把节运气”,从节气文化感知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他将“把节运气”视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顺应天命、顺应天时、顺应生命。 中国儒家文化离不开“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三耳秀才”认为节气文化构成了中国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涵。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民间习俗,节气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是值得深究的。我把节气理解为政治时间、农业时间和文化时间。 《小满》一章写道:“大致说来,‘节气’最初形成在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作者考证认为,“节气”观念的形成与小麦的“经济地位”提升有着密切关系(“三耳秀才”引《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而联系到“小满”时节小麦的颗粒小得盈满。亦有他说,如有人认为,黄河流域水体小得盈满)。或可解读为,农耕文明的发展与节气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古人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依天时地利而动,总结提炼出节气这一农业历法定制。秦汉以来,中国人按照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安排日常生活,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发展,节气是民时,更是官时。就民时而言,农谚中有许多关于节气的内容,涉及天文、时令、地理、物候、气候等诸多方面。而我国地域广阔,南北有异,各地农谚对于同一个节气的说法是“因地制宜”的。就官时来说,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另一方面国以农而立,国家被称为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土神和谷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原始崇拜,君王每年都要祭祀土神和谷神。今天我们到北京还能看到明代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至此修建的天坛。祈年殿是皇帝带领群臣春祭的地方,祈求上天赐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圜丘是冬至日大祭的场所,感恩天帝带来人寿年丰。天坛圜丘中心的天心石、皇穹宇殿前的三音石、皇穹宇外围墙的回音壁,是利用声学原理设计的,通过聆听回声来感受天人合一的有呼有应。 节气是政治时间、农业时间,也是文化时间。统治者要辨风正俗、化风成俗,如何形成共识?用文化的力量沟通、化育、统合。也就是说,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民间习俗,节气观念深入人心,靠的是文化的力量。节气之“节”,不仅是时间“节点”,也是文化“节日”。朝廷除了将节气作为历法推行,还创造出节日,以仪式示范,用游乐吸引。所谓节日,既在日常生活的运行之中,又从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给人以精神向往。立春、冬至之祭是官方感天动地的盛典,清明之祭是民间慎终追远的深情。其他节气,也多有节日性的习俗流行,如宁波地区立春咬春、立夏拄蛋、冬至吃番薯汤果,都给人们带来节日的快乐。 “三耳秀才”写节气著作的落脚点,是推广中国人顺应生命的智慧。在农耕时代远去的今天,现代人如何“把节运气”呢?作者将节气概括为传统、习俗。《秋分》一章写道:“在传统面前,在习俗面前,我们正确的任务、正确的心态是:认清规律,顺势而为。换句话说,是在把握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地利用传统和习俗的价值。”他提出的建议是“众生谦卑生活”,要像古人一样保持“思时之敬”,通过“追溯先人足迹和智慧”,才“不会把日子过错了”。 首先,是确立祭神如神在的文化信仰。本书的第一部分是《颂神曲》,赞颂了日神、月神、春神、夏神、秋神、冬神,感叹天地大美,讴歌生命力量。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一书中,陈来先生认为,从宗教祭祀向人文思潮渐进性转化是春秋时代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价值所在,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由此而定型。中国人所理解的天道,始终体现了天地之行与人事之变的辩证联系,始终体现了对宇宙秩序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当然,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祭神如神在,并不是回到神秘和不可知,而是要仰望星空,建立内心的道德律,传承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其次,“三耳秀才”在书里结合节气阐释了具体的哲学意义。在《小满》一章中,他引用了《尚书》中“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以及《易经》中“天道亏盈而益谦”的警句,领悟到“做人要低调”。在《大暑》一章,他从观荷听蝉中得到审美愉悦,感受荷老“怜子”(莲子)之深情,蝉蜕轮回之欢歌,生命交接之美丽。在《处暑》一章,他以《说文》对“处”字之解释,联系到《周易》中“君子之道,或出或处”的系辞,探寻“止观”的智慧。在《立冬》一章,他从自然界的变化中,读到老庄哲学“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意蕴,发现了“别开生面,大道至简”的真理。“三耳秀才”有意无意地借助哲学来观照人生,接受自然、生命、传统、习俗对现代人的启示。 作者在解读节气文化时,一再表达“顺应生命”的祈愿,是因为他相信生命不息。“跟着节气小步走,跟着太阳走一年,中国年轮年复年”,在“年复年”的循环轮回之中,天道行健,人道自强。“谦卑生活”恰恰是一种自强。孔子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君子之终,是达到顺应生命的境界,天人和谐,无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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