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中）在发言。（汤丹文 摄）

    本报记者 汤丹文      

    不久前，东钱湖畔迎来了中国文艺评论界一批顶级“大咖”：尹鸿、戴锦华、马也、范志忠、厉震林、黄鸣奋……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们一起，纵论新时代文艺的中国精神。

    作为2018年中国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最具学术性的论坛之一，第四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宁波峰会把原来单一的艺术门类论坛改变成综合性的论坛，以主论坛+次论坛的方式，把电影电视、戏剧戏曲、网络文艺等三个艺术门类放在一起举办。

    由于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电影电视，“影视创作与中国精神”这一话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专家学者对此脑力激荡，各抒己见，其中一些观点对宁波的影视精品创作和打造影视之城，不无启发。

    《战狼2》等影片票房“爆款”说明了什么？

    李星文是媒体人，也是电影公众号“影视独舌”的幕后推手。在他的眼里，从去年4月至今，中国电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年里票房高达595亿元，重新回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而对中国电影票房数据排行榜的分析也令人乐观——

    在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占了四席，第一名是《战狼2》，第二名是《红海行动》，第三名是《唐人街探案2》，第四名是《美人鱼2》。排名前三十位的电影里，国产电影占了13席。凭借与观众的天然亲近性，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的竞争中，守住了阵地。尤其是中国票房的前三名，中国电影占了2部，分别是《战狼2》和《红海行动》。

    在业界，一部电影的票房突破10亿元，就会被称为“爆款”。过去一年中，“爆款”的影片共有六部，国产影片《战狼2》和《红海行动》是战争类的，《前任3》和《芳华》属于文艺类。

    李星文认为，“爆款”不是从天而降，它满足了观众的欣赏心理和需求。比如《战狼2》中体现中国崛起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想象，《红海行动》则展示了强国建立强大海军的心理需求。

    在谈到《战狼2》等影片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此次论坛学术主持、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院院长尹鸿教授的观点，那就是他对此类影片作为“新主流电影”的描述。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或许大家耳熟能详。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曾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是电影的发展方向。但这些年，一些主旋律电影遇到了与市场对接难的问题。

    “如果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目的，电影只是一个手段，这样的影片跟市场沟通就会非常困难。观众很难购买一个宣传品、政治教育品。”这便是尹鸿的观点。

    尹鸿提出的“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认为，从2007年冯小刚创作的《集结号》开始，类似《战狼》等电影打破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以及艺术电影三者在话语形态间的桎梏壁垒，逐渐形成了以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表达为核心的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市场化的渐进转型。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就如何建构影视作品的中国精神发表了独到观点。她认为，《战狼》等片的成功首先是动作片的成功，然后才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这些动作片怎样成功地表达了一种此前没能在中国电影中有效传递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能不能进入家庭情节剧或者青春偶像剧？显然不是，如果这些剧也寻找这样的表达，必然有不同的路径和形态。”

    戴锦华认为，《红海行动》《战狼2》等片50多亿元的票房，也就是大概3亿人次在观看。“咱们13亿人，从这个意义上不是全国观众都去看了的状态，它的程度还不够。现在国内市场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过去类似《青春之歌》这样的片子，有好几十万的票房，当时是能够覆盖中国人口的。”

    她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电影大国，一定要打开国际市场，但是这个层面还没有到达。“让一种中国精神成为我们（中国电影创作）的自觉，同时这种精神被世界接受，真的还有挺远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电影能从印度宝莱坞学到点什么？

    这一年来，印度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大行其道，像《摔跤吧爸爸》《起跑线》《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超级巨星》等，既赢得了口碑，也创下了票房业绩。

    中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分公司的制片人陈昌业认为，印度片在中国热卖，关键在于它讲述了印度本土的故事，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背景之下体现出来的“真善美”。

    “这些印度题材作品在中国市场有很好的回应，证明了真善美的表达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他认为，最近几年国产现实题材的电影特别是一些“灰度空间”表达的电影并没有大卖，其实是远离了大众“真善美”审美需求的焦点。

    在提问阶段，自由发言的一位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新主流大片是不是只能拍军事动作片？她认为，一些印度电影在内容层面把社会问题像教育、贫富差距等等放到片子中去，不回避矛盾，但整体还是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对中国电影主流大片而言，是不是另外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陈三俊认为，中国和印度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文化上也凝练了东方色彩的美学特征。但是印度宝莱坞电影确实在音乐、舞蹈等很多方面传承得比较好。“现在的印度电影善于用情节去推动故事的发展，逐渐克服了以往情节发展较慢等问题，像《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的一些追逐场景，既学习了好莱坞的快速剪切方法，又用上了自己的音乐和舞蹈，这样做值得我们学习。”

    学术主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范志忠教授表示，印度的电影一方面充分借鉴了好莱坞的元素，一方面又有创新的印度文化特征，它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又保持了现代的气息。它的成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借鉴。

    浙江影视创作能否再度创造辉煌？

    这几年，围绕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浙江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创作特别是电视剧创作也是硕果累累，像《鸡毛飞上天》《温州一家人》等相继获奖。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的卢炜认为，现实主义的电视剧如何建构中国精神也是时下的命题。浙江这几年创作电视剧，内容上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穷人模式，就是穷人如何通过努力，最后变成了一个富人，这也体现了浙江民营企业家勤劳致富的一个历程，比如《十万人家》《温州一家人》等等。第二个模式是善人模式，就是好人有好报。第三个是商人模式，讲商战的。这些电视剧在主题上都强调社会价值观，传递了正能量和主旋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模式，主人公大多是圣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缺点甚至阴暗面，这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真实特性。

    浙江工商大学丁莉丽则从浙江影视创作和产业的现状、走向，展望了浙江打造中国影视产业副中心的未来。她表示，现在浙江已经有2800多家影视公司，横店、象山等影视城集聚影视产业的效应非常强。浙江影视资本的实力也非常浓厚，所以即便像《大圣归来》这样一部制作费用高达几个亿的片子，也很快被十几家影视企业联合消化。

    如今，中国很多现象级的影视剧由浙江出品，比如电影《芳华》、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欢乐颂》《嘉年华》等等。这些浙产影视剧的成功，一是在创作上保持开放态度，善于大胆地抓热点；二是在具体创作中融入新元素、新视角、新手段，实现审美格局的提升。比如《军师联盟》，完全是按照电影的制作要求在做一个电视产品。

    但是，浙产影视剧市场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多都是追求电影IP的快速变现，导致一些影视作品续集口碑大幅度下降。比如电影《捉妖2》《欢乐颂》续集等等。这个值得警惕。

    丁莉丽认为，影视剧创作的“浙江出品”需要向“浙江创作”转化，这需要更多本土化制作团队的成长和浙江题材的开发。 “我们一直在提倡讲好中国故事，那么把浙江精神讲好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