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亚故居展厅

张人亚保存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珍藏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

    1951年的《解放日报》，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行《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20多年前，他的儿子张人亚从上海悄悄回到老家，叮咛再三，交托了一个大包裹。几天后，父亲对外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随后在山上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个空棺，埋进一个包裹。老人家从此一人独守着秘密。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寻人启事》登了数月，无果。这才打开空棺，取出包裹。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转眼间，时光到了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展厅，一本《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总书记的目光。

    这本《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位老人从衣冠冢中拿出来的珍贵革命文献之一！

    总书记连称很珍贵，并询问“（他）后来怎么样了？”

    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产生了美妙交汇。

    总书记曾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唯有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如此，对于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也是这样。

    张水利 王佳        

    在故乡

    砸掉菩萨，刻苦求学

    张人亚，1898年5月18日出生于镇海县泰邱乡（今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他是张家的第二个儿子，父亲张爵谦为他取名守和，字静泉，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

    “我的家庭是半无产的，父亲是一个小农人。”1924年张人亚在手书个人家庭情况时这样写道。

    那时，全家主要靠他父亲轮种族中几亩祭田和兼做厨师维持生计，生活不免拮据，但他父亲依然设法让子女上学。张人亚幼时，曾在他堂兄张晚荷主持的霞浦学堂就读。

    张晚荷虽是晚清秀才，但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学堂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还请了一位早年留学日本的晚清举人当体育教师，在门前晒谷场上教学生操练。八九岁的张人亚逐渐开蒙，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在心底慢慢萌发。他曾邀集同学捣毁了凉亭庙里的一座泥菩萨。

    张晚荷见张人亚品学兼优，孺子可教，遂劝说张爵谦让张人亚去镇海县城求学。张爵谦不顾生活艰难，千方百计送张人亚前往镇海县立高等小学学习。

    但是，面对家中日益增长的吃口和日渐苍老的父母双亲，16岁的张人亚决心为家分忧，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辍学，到外面“讨生活”。

    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成为张人亚的重要选择。

    在上海

    领导罢工，秘密工作

    1914年，张人亚来到上海，在银楼里做起了学徒工，目睹了“中国工商界的黑暗”。异常苦闷的他，看不到未来，也找不到出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工人肩并肩地进行战斗。

    当时，上海开始兴起各类马路夜校，一些进步青年利用夜晚业余时间，义务在马路边教授群众文化知识。这一下点燃了张人亚从未放弃的追求读书、改变自己和社会的理想火花。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认真阅读《劳动界》等刊物和革命书籍。

    张人亚从苦闷的工人开始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转变。1922年4月，张人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从此，开始了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革命生涯。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有大小银楼34家，从业工人2000多人。金银业工人受雇主盘剥，待遇很差，生活困苦。而雇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了银楼公所。

    为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1922年9月16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

    10月6日，俱乐部代表全体工人向银楼公所提出了“增加薪资”“废除包工制”等五项要求，银楼资本家置之不理。先后有2000多名银楼工人参加、为期28天的罢工行动随之展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最后不但改善了工人待遇，也迫使资本家同意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罢工结束后，张人亚遭资本家清算开除，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也被反动当局取缔。党组织把张人亚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在工人合作组织——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

    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张人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这年的11月，24岁的他，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上海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张人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上。这一时期，他负责过《向导》周报、《平民日报》等刊物的发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人亚开始进入秘密战线，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埠交通科科长。

    当时的上海正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警特遍地，租界巡捕房密探无孔不入，走在路上也时常会遭到巡捕“抄靶子”（搜身）。为安全起见，张人亚到任后，立即对中央机关的联系接头办法全部作了改变，重新整顿内交员队伍，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予以清退，已暴露或即将暴露的联络点一律停止使用。

    做好地下工作，有很多讲究，在身上常备一张长年通用的公园门票也是其中一个技术措施。在公园附近的路上看到前方有“抄靶子”等危急情况时，可以利用门票躲进公园，摆脱危机。张人亚就曾使用过公共租界中外白渡桥公园（今黄浦公园）、虹口公园和梵王渡公园（今中山公园）等三个公园通用的年度门票。

    作为内交科主任，张人亚的警惕性极高，加之未雨绸缪，防范措施严密，好几次敌特搜查中央机关和联络点时，都被他机智地应付过去，数次顺利完成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

    在他负责内交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失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苏联

    学习革命，自我扬弃

    在张人亚短暂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段约半年时间的“喝洋墨水”“啃洋面包”的留学生涯。

    1924年10月，张人亚等人一行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来到了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设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人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1924年，学校共有来自73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生1015人。张人亚的学生档案编号为2282124，学生票号码为2282。

    关于留学志愿，张人亚这么写道，“我既已是一个共产党员，既已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具有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病的能力”“俄国是无产阶级政党，莫斯科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集中地，我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

    当时，留学生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虽然享受的是当时苏俄人民最好的待遇——红军战士的战时共产主义同等待遇，但由于正赶上当地经济严重困难，食物是每天一块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穿的衣服，是发给什么就穿什么，谈不上尺寸大小。住宿方面，冬天的夜里常常冻得不能入睡。

    在这样的条件下，张人亚和伙伴们依然保持乐观，白天上课学习，晚上站岗放哨，星期六、星期天参加义务劳动。一些革命领袖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张人亚一读再读。他还加入了中共旅莫地委，积极参加党组织生活。

    半年后，张人亚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包括看、读、译、写。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形势急剧变化，革命斗争急需大量得力干部，中共旅莫地委根据中央指示，于1925年7月先后组织48人分五批回国。张人亚被安排在了第二批。

    在宁波

    父子藏宝，生命守望

    1927年末，张人亚曾抽空秘密回了趟老家，将一大包东西交给其父张爵谦珍藏。

    当时，宁波也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码头上随意走走，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嫌疑犯而当场枪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张人亚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重要文献。

    张人亚平素就喜欢看书，也有意识地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如《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还有一批会议决议等秘密文件。

    1920年8月出版的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由于排版疏忽，封面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于是在9月再版，加印1000册，封面书名亦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张人亚悉心保存了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如何安置这些珍贵的书籍文件？张人亚作了最终决定：放到老家霞浦去！

    在霞浦老家，父子俩进行了“使命”交接。在家乡的山岗上，张爵谦为张人亚夫妇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文件和书刊的空棺。他深知此举事关重大，便一个人苦苦守护着这个秘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得到儿子任何消息的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出，托三儿子张静茂将这些文件书刊，连同一张“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带回上海交给党，以了却他20多年的心愿。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国家给的报酬，他分文未取。

    在芜湖

    开设金铺，担当“书记”

    1929年7月，张人亚奉调去了芜湖，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芜湖是长江的大码头，也是当时安徽临时省委所在地。为了隐蔽和安全，同时便于向上海方向解送款项，他设法在芜湖下长街一带公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表面上是对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是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并设法兑换成现洋和钞票，再上交给上海的党中央，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这又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买卖”，张人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虽然经手这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着一个金铺子，但是任金铺“老板”的张人亚和同事们过着非常艰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公款。

    由于叛徒的告发，张人亚在芜湖的金铺无法继续开设下去。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张人亚奉命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皖北地区划归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安徽省委仅指导沿长江和江南地区的情况，以及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思想分歧很不得力的表现，决定撤销省临时工委，在芜湖设立中心县委，隶属中央。中央再次派张人亚去芜湖，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徽沿长江和皖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工作。

    针对芜湖一带革命根据地因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张人亚等立即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停止了一切冒险攻打城市和大据点的军事行动，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近百名干部和工作人员，重新任命了一批县区领导干部。很快，芜湖中心县委领导的34个县的苏区、游击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瑞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1年12月，张人亚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他离开芜湖，转道上海于1932年初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来到革命圣地——瑞金。

    无限忠诚于自己职责的张人亚，协助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共同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检察行政管理和检察制度，检查中央政府各项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处理违法乱纪案件；参与开展苏区有关拥军优属、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工作。

    1932年初，张人亚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中央印刷局是临时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主管苏区的印刷事业。

    1932年6月15日，张人亚任中华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中央印刷厂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使苏区出版事业充满了蓬勃生机。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天寒地冻，他带病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中间又是崇山峻岭。途中张人亚十分疲惫，终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34岁。噩耗传开，闻者无不悲从中来。

    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为张人亚这位“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树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在中国

    “人亚精神”，永远传承

    “唯余念泉儿许身党国，自悼亡后，一再向余表示不欲有家室之累，更不愿宗祧嗣续，所有家产物任凭分配，现经十余年一无音讯。”

    知子莫若父，子去为国家！

    张人亚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了新中国，他无儿无女无家产，有情有义有担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央苏区检察工作和出版发行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领导人，为保存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党的早期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人亚一颗红心，矢志不渝；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唯“干”是上，任劳任怨；守望党章，家国情怀。这就是“人亚精神”，也是世人永远都要牢记和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专题学习

    5月7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室务会议，集体学习市委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进“六争攻坚”的若干意见》及相关例会精神。

    根据部署，市史志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要求和市领导讲话精神，把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进“六争攻坚”摆上重要位置，研究制定符合史志系统实际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把市本级党史三卷正本编写、二轮市志编纂和党史馆建设作为本室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以赴抓好落实，奋力推动各项工作争先争优。 

    《宁波市专业年鉴编纂工作指导与管理办法》出台

    为推进全市年鉴事业不断创新发展，打造优质年鉴，拓展年鉴工作领域，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制定出台《宁波市专业年鉴编纂工作指导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设总则、编纂管理、框架拟定、资料搜集、内容质量、出版、附则，共七章50条。《办法》明确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对专业年鉴的指导与管理职责范围，要求各地实施以卷为单位的项目登记、成果备案管理和审查管理。

    《办法》的出台，将促进各部门、行业、企业、高校等更加规范地开展专业年鉴编纂，同时继续支持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创编年鉴，逐步形成市县两级综合年鉴与专业年鉴全面覆盖、协调发展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慈溪市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发行

    近日，由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慈溪市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慈溪党史二卷》）正式出版发行。

    《慈溪党史二卷》采用编、章、节、目体例，实行编年体与纪事体相结合的编撰方法，集中反映了自1949年5月慈溪解放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间，慈溪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

    该书注重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进行科学研究；注重挖掘地方历史特点，对引起中央、省委重视的一系列史实进行了充分论述，如对五洞闸集体农庄的创建、龙南合作网的推广、“轮番操作法”产盐技术的创新、浙东化工厂的兴建与发展、慈溪棉花生产经验在全国的推广、社队企业的发展等都进行了翔实记述。

    《溪口镇志》正式出版

    近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溪口镇志》正式对外发行。

    全书25编102章，130余万字，上溯至事物发端，下迄2008年底。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述而不论，内容涵盖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

    《溪口镇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于2008年，历时10年，数易其稿，遵循“广征、核准、精编”的原则，尽力做到结构严谨、体例规范、史料准确、内容丰富，以利经世致用。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