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的航天热潮中，关于如何选择“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方案，国内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当时的国际趋势是，航天飞机正逐渐取代宇宙飞船成为新的热点，前者在竞标过程中更具优势。钱学森等科学家看到了国内条件的局限性，认为应该暂缓研制航天飞机，因为航天飞机虽然先进，但因其制造难度大、研制成本高，并不适用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在钱老的建议下中央采取了先从宇宙飞船起步的方案，现在看来，这在当时也是最贴近现实的决策。

    ■氢弹的成功是谁的功劳

    在不少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角大都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大科学家；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在谈论“两弹一星”历史时，似乎也总是聚焦在少数的决策者和关键的科学家身上。这当然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甚至是有缺憾的。事实上，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且不说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和核试验基地（新疆罗布泊）就是数十万官兵和建设者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建成的，整个工程的配套物资更是依靠全国大支援、大协作得来的。没有全国一盘棋、全国大协作，原子弹、氢弹就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科学家与诺奖“擦肩而过”的真相

    20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获得了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的成功，一时惊艳世界。随之而来的该成果与诺贝尔奖的缘分纠葛，也成为中国当代科技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

    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向邓小平提议，希望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申请诺贝尔化学奖。尽管国内在推荐人工合成胰岛素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过程中有非常大的争论，1978年12月的会议也的确推选出了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4名代表。但是，中国政府最后确实只推荐了钮经义1人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不是像社会上流传的那样，“最后平衡的结果，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选人，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上明确规定，每项奖一次最多只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中国政府最后决定选择“推荐一位候选人”的方案而不是“推荐三位候选人”的方案，就是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是因为，人工合成胰岛素在1960年代是国际热门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美国、西德等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科研成果。如果我国不顾实际情况而贸然推荐4人，那么我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就更小——尽管最后中国也并未获奖。因此，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国际因素而推荐钮经义一人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代表，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克服“九龙治水”的局面

    我国高技术研发涉及的部门非常多，比如科技部门、国防系统、产业部门、科学院、高校、国有及民营企业等。多部门重视某一高技术并给予研发投入，在理论上是有好处的，比如，既可以产生竞争，又有可能“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实际上，在大家研发力量都不强而又投入分散的情况下，多头投入与管理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容易导致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等。因此，新时代条件下，要特别重视加强顶层设计，尊重高技术研发规律，注重发挥制度优势，形成合力，在国家层面建立高效有序的高技术研发体系。

    ■警惕“唯国际前沿”陷阱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增强，并跑、领跑“国际前沿”的呼声和政策导向逐渐强烈。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在高技术领域，很多核心技术、工艺、配方等都并非所谓的“国际前沿”，发达国家甚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掌握进而视为绝密并垄断的核心技术，多数我们并没有掌握。而解决、攻克这些核心技术问题所需要的并不是“国际前沿”科学，更不是高大上的“高端论文”，甚至攻克这些核心技术都不具备发表“高端论文”的资格——因为人家早已攻克，它们早已不是“国际前沿”。

    当然，绝密高技术是没有人傻到拿出来发表的。因此，我们要打破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要以为不是国际前沿，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做。能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当然重要，但攻克已经不是国际科技前沿、但却是卡我们脖子的核心技术和工艺，对于中国的发展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意义也更为重大。因此，在进行科技评价时，一定要务实，要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