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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群体是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涵养、矛盾化解、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要提炼“新乡贤”的价值内涵，培育“新乡贤”的文化自觉，重构“新乡贤”的实践逻辑，积极引导“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

    “新乡贤”培育与乡贤文化重构

    邢孟军            

    近年来，农村地区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新乡贤”，各地对乡贤文化的制度建设、政策保障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思考，不少地方出现了很多乡贤治乡的新模式。发掘培育优秀“新乡贤”，重构乡贤文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发掘培育“新乡贤”，涵养见贤思齐的向善氛围

    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建立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把好入口关，将有品德、有能力、有学识作为“新乡贤”的基本标准，确保“新乡贤”队伍的纯洁性和公信力。

    通过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官、农村企业家等系列活动，把那些德行好、口碑好的“在场”乡贤推选出来，鼓励“不在场”的乡贤通过种种途径回报家乡。通过向每位“新乡贤”颁发证书，授予荣誉，增强“新乡贤”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广泛开展“新乡贤”评选表彰，筹划举办“乡贤文化节”“乡贤文化研讨会”等主题活动，提升群众参与程度，弘扬乡贤精神，凝聚乡贤力量，让乡贤文化在农村发挥更强的道德张力。

    积极开展“新乡贤”事迹报告宣讲，有效激励广大村民，使“新乡贤”的正能量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把“新乡贤”的模范宣传教育融入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农村文化礼堂、文化下乡等场地、载体向群众推介“新乡贤”，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涵养积极向善、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

    二、创新支持“新乡贤”，出台保障有力的政策措施

    一是构筑“新乡贤”回归的政策体系，确保“新乡贤”返乡投资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要探索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交流任职，让他们把先进地区的治理经验带回家乡；同时，积极研究制定出台公职人员“告老还乡”“退职还乡”制度，实现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在居住、补贴、医养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让身体健康、条件允许的公职人员在退休以后回到家乡居住、生活、再创业，发挥余热。

    二是激励“新乡贤”携带资本回归，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持。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尤其要重视保护好农民利益，防止各种资本、社会力量搭乡村振兴的便车，侵害农村利益、破坏农村环境、恶化乡村治理格局。

    三是出台本土“新乡贤”的护苗政策，使“新乡贤”后继有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

    四是创新“新乡贤”培育引进使用机制，使“新乡贤”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农村地区。主要包括探索多方式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定期服务乡村机制等等。

    三、鼓励引导“新乡贤”，形成运转科学的治理体系

    一是建立正向鼓励引导机制，形成履职激励机制、荣誉授予机制和公益捐建冠名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回归，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二是给予“新乡贤”一定的参与身份，根据法定程序积极推荐优秀乡贤进入“两代表一委员”，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鼓励“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选举，服务群众。

    三是造血输血并举，不断充实完善乡村精英结构。重视本土精英培育，解决乡村原有人才不足问题，为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提供支撑。加强在外精英培育，建立内外部精英流通和外部精英内部化机制。

    四是建立政府、村“两委”、群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为乡贤工作成效提供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方式。根据乡贤工作情况及各界评价，建立柔性退出机制，保持乡贤队伍纯洁性和公信力。

    四、重视用好“新乡贤”，建好透明高效的机制平台

    为“新乡贤”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会，搭建平台，让乡贤参事“有规可依”。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推广“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等各种形态的乡贤组织，放大乡贤资源效果。以章程制度形式明确“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的功能定位，明确这类组织职能为协调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协助党委、政府开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协同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

    创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通基层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激活乡贤资源，积极引导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由政法委、组织部和民政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乡镇参与指导、村“两委”举荐，依靠群众推举，坚持公益志愿，让“乡贤理事会”成为基层“两委”的有力助手，成为集思广益、群众参与、矛盾化解、促进和谐的先锋组织。

    坚持党的领导，因村制宜、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把好入口关，真正把有品德、有能力、有公益心的“新乡贤”选出来、用起来。同时，也要健全参事会运行机制，探索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议事章程，处理好村“两委”和乡贤组织的关系，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给予乡贤组织充分的治理空间。

    （作者为市社科院党建研究所所长、市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乡贤”的价值追求与作用发挥

    王铭徽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面对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乡贤”的价值得到了广泛关注。在新时代，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成为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面对乡村振兴中的人口外流、人才紧缺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带头人”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差异化日益显著，大凡有文化的、懂技术的，特别是年轻人，几乎都跑到城里去了。大批乡村精英流向城市就业生活，大批农民工外出务工谋生，很多村里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儿童，乡村振兴既缺少较高素质的村干部，也缺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新型农民作保障。因此，人口外流和人才缺失成为乡村振兴面临的首要问题。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新乡贤”的大量回归，有助于破解乡村凋敝的核心问题——乡村精英流失。“新乡贤”或居于乡村，或经常回乡，同时带动周围的邻里朋友回乡居住、创业、生活，他们成为安定人心的“带头人”，解决了乡村发展人才、人力这一关键因素，使乡村不断走向繁荣，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面对乡村振兴中的产业空心、致富渠道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领路人”

    发展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首要命题。目前看来，在农村地区缺乏致富渠道与产业支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产业兴旺，乡村就兴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支撑，可以为农业农村人口提供稳定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因此发展经济成为“新乡贤”工作的主要目标，使乡贤反哺有目标、有抓手、有动力。

    “新乡贤”有思想，有作为，有的本身就是企业家，他们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方面有所专长。发挥好“新乡贤”的资源、人脉、资本等优势，让他们把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优秀的项目带回家乡、建设家乡，同时为乡村的产业布局、农民增收项目出谋划策、出资出力。也可以发挥那些事业成功“新乡贤”的学识专长、创业经验的优势，帮助建立村务决策智囊库、创业导师团等。

    “新乡贤”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回归，有助于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乡村繁荣，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成为乡里乡亲奔小康的“领路人”。

    三、面对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矛盾调和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知心人”

    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治理中有一些突出问题，首要表现就是基层民主问题，在部分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村霸乃至农村黑社会，这也是2018年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村霸乃至农村黑社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甚至侵蚀动摇了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根基，破坏了公信力。有效破解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水平。

    “新乡贤”事业有成、眼界开阔、社会经验丰富且有为民情怀，通过依法选举加入村干部队伍，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构建以“发展、民主、法治、和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善治体系，有利于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乡村治理新局面。“新乡贤”回归，有助于构建公平公正的乡村治理秩序，打压“村霸”的生存空间。同时，“新乡贤”热衷邻里事务，成为调和邻里矛盾、社会矛盾的“老娘舅”，他们下贴民心，上连政府，成为基层矛盾的缓冲地带，可以有效地为社会“减压”，从而成为乡亲们的“知心人”。

    四、面对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涵养、乡风失调问题，“新乡贤”可以成为乡里乡亲的“守护人”

    新时代中国社会仍处在巨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村，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地方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薄，乡村文化日渐荒芜。同时，厚葬薄养、铺张攀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风气蔓延。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扎根于中国家乡的母土文化，它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自己相对独立的个性特点，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新乡贤”作为本地有声望、有能力的人士，其显著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模范力量，在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面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乡贤以德行著称乡里，遗爱在民间，身教在乡里”。他们身上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他们示范榜样、教化乡里、感化村民，弘扬“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中国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改善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家风家德、传统文化，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

    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既要把传统留住、把文化留住，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建构具有品位、生动气息的新乡土、新农村，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新乡贤”也成为乡土、乡愁、乡韵的“守护人”。

    （作者为市社科院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乡贤文化与“新乡贤”的 内涵界定

    赵永红           

    一、乡贤文化的产生与传承

    “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古代，一些乡村精英利用自己的学识、才能、品德、财富、声望等方面的优长，为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崇，被民众称为“乡贤”。乡贤们的事迹及人们的相关认识经过传播与积淀，就产生了乡贤文化，其核心内容是对乡贤的认可、尊重与推崇。对乡贤致力公益、造福桑梓、良德善行精神的弘扬，鼓励更多的人学习乡贤精神投身乡土社会的建设发展。

    乡贤文化的产生与传承，是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乡村民众对乡贤作用认同的结果，也是王朝统治者支持倡导的结果。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精英，既是乡村社区及宗族内部治理的领导力量，也是协助王朝统治贯通到乡村基层的中介。统治者面对幅员广阔的乡村社会，只有借助乡贤阶层才能在基层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秩序维护和基本服务提供的治理目标。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乡贤的作用，唐朝在郡书中褒扬乡贤事迹，明朝开始建造乡贤祠，清代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这些举措和民间的尊崇共同推动了乡贤文化的产生与传承。

    二、“新乡贤”的定义与特征

    “新乡贤”主要指同本地乡土有联系的，有知识、能力，依靠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感召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贤达人士和社会精英。他们既是我国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精英，如文化精英、技术能手、致富能人、创业经营者、基层管理骨干以及医疗人才，他们或者生活工作在乡村，或者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和其他形式回报家乡，为乡村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村民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

    概括起来，“新乡贤”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他们为乡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乡贤”无论是否生活在乡村，但都能利用比普通村民更丰富的资源在传承乡村民间文化、资助乡村教育发展、投资村庄建设、带领村民致富、调解邻里纠纷等方面，为乡村建设出智出力，并与乡村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二是他们具有民主的作风。“新乡贤”不同于传统“宗族家长”，他们虽然为乡村做了实事，声望很高，但他们与村民处于平等的关系之中，也没有垄断村庄内部治理权力，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他们与村民共同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三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具有多种类型。“新乡贤”具有不同的资源，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构成不同的类型。另外，从其居住地来看，“新乡贤”可以分为“在乡”的乡贤和“不在乡”的乡贤，后者虽然居住在外，但依然怀着深深的乡土情结投身乡村建设，为当地发展作出了贡献。四是他们具有较高的品行和声望。“新乡贤”由于有较高的道德品行和奉献精神，才会有为乡村建设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内在动力，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才赢得村民的认同，才具有较高的声望。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的主要类型

    “新乡贤”群体由不同类型构成，他们在不同领域为乡村振兴作出独特的贡献。

    经营型乡贤。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一批经营型乡贤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有的经营企业、种植业、养殖业或其他经贸活动，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了很多农民的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村收入水平。有的搞规模化农业或成立农业合作社，提高了农业效益。有的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搞乡村旅游和农家乐，既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实现了乡村绿色发展。

    技能型乡贤。有的农技人员、兽医及时为农民提供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服务；有的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管理、产品包装与销售中的各种问题；有的工匠为农民住宅设计、建造和装修提供优质服务。他们的服务和品质得到了村民的认同，被村民视为生产生活方面的重要帮助者。

    公益型乡贤。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与社会建设。在村庄改造、通村道路建设、改水改电通网、环境卫生整治、乡村文化广场、村民婚丧嫁娶、村民养老、助残助学以及救死扶伤等方面，有些人出策、有些人出资、有些人出力。总之，在这些方面他们发挥了领头、组织、参与和资源提供的作用，因此成为致力乡村公益建设的“新乡贤”。

    文化型乡贤。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一些村民品行优良，公道正派，乐善好施，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着示范、引领和支柱作用；一些人不计名利整理传承乡村民间文化，或者组织提供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一些人不图报酬辅导农村孩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些乡村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引导和巨大的精神动力。

    治理型乡贤。乡村基层社会需要组织与管理，自然需要相应的人才。在很多地方，有一批热心乡村公共治理的“新乡贤”。他们有的被选拔进了村“两委”，有的被村民推举为村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有的成为各种草根组织的管理者，有的在村落里发挥着“和事佬”的作用。这些“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的各种层次发挥着互补性的作用，和广大村民群众一起共同维系着乡村治理秩序，推动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作者为宁波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市党建研究中心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