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十讲》 梁衡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朱晨凯           

    官德是官员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本书作者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作者结合大量真实案例，言简意赅地分析当下，总结过往，提出十条主张，重申官德，是一部较系统而独到地讲述官德的著作。

    作者提出的十项官德，分别为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忠诚老实、勤政敬业、不贪不贿、人格独立、坚持真理、谦虚谨慎、宽厚坦荡和淡泊名利。“十讲”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讲主要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讲主要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树立一个榜样。

    书中指出，德是人的行为规范，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权力，对官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变成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亦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

    对于这些问题，书中提出了若干治理的办法，如领导带头，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不该去犯。作者认为，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针对近年来官场的新变化以及新出现的坏风气，作者总结了官场道德之坏的主要表现，即私、贪、假、惰、媚。对于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振新风，也对症开了十味“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这十个方面主要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颇有方法论的意义。

    【精彩书摘】

    ■为何现在又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所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是首位的。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须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谓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突显。官德建设，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做秀、罔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在长期的工作中，周家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十条家规”，并严格执行。兹录如下：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出差顺路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处理家国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徇私情的一个缩影。家规中涉及的事情大都是日常的小事小情，但小事连着大原则，小情背后是大责。今天的官员，可以做个对比，哪一条切实做到了呢?

    ■“一心为公”是官德的第一要义

    “一心为公”是官德的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思考，则“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再进一步考虑，一心为公又到底是为了谁呢？现代政治学认为，“公”是从民众那里来的，“公”是民众的代表。“公”稍微抽象，而“民”则是具体的、实在的。所以，在日常的行为实践中，官员的一心为公，又常常实际表现为“一心为民”。

    不仅如此，“官”和“民”还是一相对应的概念，对官员而言，“民”还有更特殊的含义，一心为民也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正因为“民”对于“官”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对“民”以及官民关系的认识一直就是为政者和思想家们所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内容。早在《尚书》中，就有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管子》中记载，战国时，齐桓公曾问管子何为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在《吕氏春秋》中，有“宗庙之本在于民”的说法。在孟子的思想中，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宏论，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曾提出：“国以人为本。”

    以上的各种观点，其出发点或有不同，但不管是为了更好地“使民”“治民”，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都说明“民”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中，得到不同时期沿承和认同的基本观点为：“以民为本”。

    ■三把尺子量公私

    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除了过好亲情、亲信两关，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不徇私，二是不结党，三是敢牺牲。这三方面的关系，是决定一个官员为官好坏、成就大小的三个主要因素。手握三把尺子对一个官员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可以度量出一个官员的好坏。

    公的另一面，就是私。公和私构成了矛盾的两极，要一心为公，就必然要克服私的腐蚀。

    《论语》泰伯篇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作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官员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是作为“私”的我，与社会普通公众并无二致，更重要的，他的官员身份要求他作为“公”的我，要能够从“公”的角度出发，不徇私情。

    结党营私一直是中国官吏制度中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凡有官员结党坐大者，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结党，和现代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不同，是指个人之间利用私人感情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小集团。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的分析颇为精彩，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为官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有大作为，就要有大付出，有超于常人的付出。就是要敢于牺牲，有牺牲精神。历史上，凡最终成就大事业者，一帆风顺者有之，但极少，更多的人，是经过了千回百转，曲折起落，舍常人所不能舍，弃常人所难以弃。张骞出西域，以贵为大汉重臣之身，忍受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历经年而不改志，终于开历史新篇，留盛名于青史。司马迁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腐刑，忍辱于心头，兴志于笔下，才得千古之绝唱；诸葛亮崇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以身实践，为蜀汉尽心尽力；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牺牲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