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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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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记忆是潮湿的

——致敬那个写了《对倒》《酒徒》的刘以鬯

    方其军           

    知道刘以鬯(chàng),是因为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梁朝伟与张曼玉在光影中的若即若离,在那个年代的县城荡起阳光般的秋日私语——哦,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这样的感情。女主角身着旗袍在街巷漫步,前前后后换过许多旗袍,表明不是同一天,表明光阴的流逝,衬着我叫不出名的既忧伤又快乐的背景音乐……在片尾,赫然显示:特别鸣谢刘以鬯。

    刘以鬯是谁?那时候,网络搜索工具并不普及,所以,如果没有知识积累,只能靠猜。我当时订阅着《文学报》,看到版面上文学蹭电影的热度,介绍了刘以鬯是一位作家,《花样年华》改编自他的小说《对倒》。时隔三四年,我逛旧书店时,翻到刘以鬯的一本文集。现在记不清有没有买,估计没买,因为这些年没在我的书架上见过(真愿时间能“对倒”)。我想补买一本,当年的那家旧书店早就歇业了,得从别的途径购买,如果买不着先前所见的那个版本,还挺遗憾的。

    我清晰地记得,那本书的作者简介上写着:刘以鬯,祖籍浙江镇海。当时不由联想到海宁人金庸,他俩都是浙江人,都成名于香港,都是大师级的作家。只是,金庸先生得志于通俗文学,几乎家喻户晓;刘以鬯先生矢志于严肃文学,属于“小众”。但若干年后,研究文学史,恐怕“一个都不能少”。

    我一直很想写写作为镇海人的刘以鬯,但总没有时间和契机,也没有充实的掌故。不知当地相关文史资料是否已有基础,若是已有其家族谱系,真希望能得到分享。在互联网发达的今时今日,空间距离并不是问题,各类对话都是存在的。我有时想,有一天若能成文“镇海人刘以鬯”,他是极有可能看到的。然而,文章未成,意向中的“读者”却没了。就在前些日子,2018年6月8日下午,生于1918年12月7日的刘以鬯先生在香港离世了。王家卫发出一条微博:“所有记忆是潮湿的——悼刘以鬯先生”,且配图刘以鬯小说《酒徒》封面。

    我专门又看了一遍由小说《酒徒》改编的电影《酒徒》,这回是带着潮湿的心情了。主人公是一位落魄的作家,也姓刘。在电影里,刘作家有过几次搬家经历,第一次搬家,是因为包租公的17岁女儿时不时来找他;第二次搬家,是因为与年岁相当的主人家王太太同住一个屋檐下,怕有吃软饭倾向;然后,搬到了雷老太太家里。显然,他在搬家的同时经历了三个身份:父亲、丈夫、儿子。这时候,空间意义上的“搬家”可以理解为时间层面的变迁、成长或溯源。在少女、少妇、老妇三个程序定位式的角色之外,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还有舞女杨露、“老相识”张丽丽以及一个不知名姓的雏妓。《酒徒》衬有一条暗线,那是刘作家童年经历战乱的回忆。于是,刘作家的日常就是战乱之后的灵魂记录。女人们渴望父亲的回归、丈夫的团聚、儿子的新生,而男人在酒精的麻醉里迷失。最终,雷老太太因为“儿子”戒不了酒而割腕自杀,刘作家在日记里似是痛定思痛地写下“今起戒酒”,然而,到了傍晚,又喝了几杯白兰地。

    是的,小说《酒徒》当然是刘以鬯的精神自传,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刘以鬯并不像电影中的“刘先生”那么放纵和颓废,而是活得硬朗而阳光,他从不嗜酒。然而,刘先生所经历的困苦,就是刘以鬯的困苦:一个口口声声自称“老朋友”的电影从业者,请他写剧本却不兑现承诺的3000元稿酬;正经的文学作品求售无门,只得给小报写些庸俗的小说以糊口……同时,又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前卫文学》,坚守着文学的探索与创造,但是销量很不理想,“杂志卖不出百本,那还是别继续了”。电影里醉生梦死的酒徒刘先生梦到自己的小说在40年后被拍成电影,50年后又一部小说被拍成电影。戒不了酒的“刘先生”通过不喝酒的刘以鬯梦想成真,几十年后,《对倒》被拍成《花样年华》,《酒徒》被拍成《酒徒》,还被拍成《2046》。《花样年华》《2046》都是王家卫导演的,别怪电影艰涩难懂,小说《酒徒》是香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倒》取自邮票错印的“对倒”寓意。时空在这里不再是1+1=2,而是存在无限可能。

    有人说,真希望2018年6月8日的下午,只是电影里的一个小小情节。电影散场,在镇海的招宝山附近,人们遇见一个熟悉的老人或少年,刚从外地归来。嗯,读读他的小说吧,那些纯粹的文字里其实没有酒渍与烟熏,却有现实的倒影与生活的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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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