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厘子           

    最近读到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的《屡辞京官朝廷欣赏 锐意进取士林非难：“拗相公”的性格养成史》一文，作者李霞。全文不长，却语多扼要，读来很合我胃口，尤其对文中关于王安石在鄞县知县任上的经历，更是大感兴趣，为此还特地去找来王安石的传记读，以便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

    市面上能买到的王安石传记有梁启超著《王安石传》、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毕宝魁著《政坛大风（王安石传）》这三种。稍作比较发现，梁任公毕竟是晚清遗老，《王安石传》半文不白，今人读来已颇有隔阂，且他又自带“维新派”的标签，给王安石立传的目的中无疑也有一层为戊戌变法申辩张目的意图，所以书中基本上没有中规中矩写王安石的基层执政经历；邓先生是宋史大家，“一生四写王安石”，但他似乎也没有把王安石的治鄞经过看得很重，厚厚一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只第一章的第二节的第三点“在知鄞县任上”有所涉及；只有辽宁大学中文系毕宝魁教授的《政坛大风（王安石传）》一书，总共16章，专门单列一章“治鄞干吏”来写王安石的这段重要履历。

    参阅史书，追根溯源，可知后世学者之所以忽视王安石治理鄞县的这段经历，显然是受到了古代正史导向的影响。以《宋史·王安石传》为例，这篇数千字的列传，提到王安石知鄞县的整个过程，只是简单带过：“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两句话也只说了两件事，一是兴修水利工程，二是发放农业贷款，不过评价还算公道，得出了“邑人便之”的结论。

    也正是按照《宋史》的这个逻辑，许多专家学者在描述王安石的治鄞政绩时，往往先讲水利、再讲农贷的事。唯有毕宝魁教授独具慧眼，在“治鄞干吏”一章中第一节就写“尝试青苗法”，第二节才写修建水利的事。在作者心目中，两件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作者在第一节里指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青苗贷款“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结果是“春天放贷出去的青苗钱连本带息全部收回，县里的财政实力一下子就强了起来，是鄞县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全县官民皆大欢喜，王安石在百姓中的威信更高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项社会改革的尝试，作者紧接着特意强调了一句“在此基础上”。什么基础？就是说在青苗贷款政策实施成功、当地政府财力大增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第二件事即大修水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言之，正是青苗贷款政策奠定了鄞县农业经济的基础，而这一政策也成了后来王安石变法中最主要的一项即“青苗法”的雏形。那么，鄞县毫无疑问就成为王安石改革思想的萌发地和试验田，并且大获成功！当时的鄞县，县域范围从东到西不仅覆盖了我们俗称的“东乡”和“西乡”，还包括了现在的北仑、镇海、江北等区的部分区域。如今想来，要当好这么大一个县的县太爷，谈何容易？而王安石到此任职仅仅三年，全县就实现了大治，不可不谓政绩斐然。

    应当说王安石是带着巨大的成功和荣誉离开鄞县的，鄞县是他一生担任地方主官的起点，是他施展一身才华抱负的舞台，最重要的是，他在此地积累的执政经验，将成为他日后主导变法运动的宝贵财富。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正是如此。

    小时候第一次知道王安石的大名是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他的多篇诗文收入其中，老师跟我们反复强调，王安石是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等人一起被公认为“唐宋八大家”的。唐宋八大家当然是大文豪，也都做过官，可是只有王安石一人既是大文学家也是大政治家。文学家的优秀作品固然能给后人以精神力量，而政治家的功绩建树却可以造福无数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