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敏明           

    我们这代人，当学生时大多有“勤工俭学”的经历。农村的，空闲时便回家帮父母干些农活；城镇的，则在寒暑假期间想办法做点小工，赚点学费，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

    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每家每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虽然，我父母都是上班的职工，父亲月工资四十九元，母亲三十六元，但要养育三个子女，还要赡养老人，也总是入不敷出。读了初一以后，凡是放寒暑假，母亲都会叫我去做泥水小工。

    我读初一时还只有13虚岁，年小力薄。第一次去做泥水工，是母亲领我去的，在缑城招待所工地。那天迎接我们的是阿炳师傅。一看见阿炳师傅，母亲就反复关照他，让我做些轻省的活儿，千万别爬高歇低。

    阿炳师傅人很好，那时，正值中年。他是个兔唇，讲话有些含糊，但他的泥水手艺却一点不含糊，他打的墙边像边、角像角，非常刮挺。阿炳师傅挺喜欢我。

    开始做工时，我的生活是敲蛎灰。我清晰地记着，在那间低矮的工房里，我和另一个叫洐初的大哥一起敲蛎灰。他比我大近十岁，平时沉默寡言，但干活不惜力，挺照顾我。劳动空隙时，他还会掏出武侠书自顾自地看起来，这也影响到了我，有时我也会向他借书回家看。巧的是，后来我们竟又一起在供销社工作。

    敲蛎灰要先把一包包燥蛎灰拆开，再和水搅拌，不可太湿，原理跟做馒头差不多。随后，再用碗口粗的木棍用力敲打，蛎灰越敲越韧，只有韧劲够了，才能打砖、粉墙。敲蛎灰最痛苦的不是累，而是蛎灰酸碱度高，会腐蚀人的皮肤。由于我没做任何防护，手脚经常被腐蚀得皮肤腐烂，很是受了一番折磨。

    回忆起来，做泥水工时最有趣的要算抛瓦片了。初中毕业那年寒假，动配厂的四层楼结了顶，搭好毛竹脚手架，阿炳师傅便挑了个黄道吉日盖瓦片。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前盖房子，瓦片不是搬的，而是抛的。那天，抛瓦片的队伍由六人组成，地面两人，二至四层各一人，楼顶一人，形成一条人链。阿炳师傅则在楼顶盖瓦。眼见着抛瓦片的人各就各位，阿炳师傅吆喝一声，起抛喽。话音刚落，只见地面上的师傅，双手把七八块瓦片娴熟地拢在一起，就往地面上另一位师傅抛去，这位师傅接住后往二楼抛，二楼再往三楼抛，伴随着响亮的劳动号子，就这样一环一环往上抛，瓦片瞬间就上了楼顶。整个过程，从没有人失手。

    那天，我很兴奋，早早地就往楼上的脚手架爬，但阿炳师傅怕我危险，只让我待在二楼接抛瓦片。

    多年以后，那抛瓦片的场景还能清晰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一叠叠瓦片在人手中跃起，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又服帖地“粘”在另一个人手中，就这样手手相传，如同一场杂技表演，充满了力与巧的美感。

    1978年秋天，也是我们家的多事之秋，那年我高中毕业了，闲在家。一天晚上，母亲在家里昏暗的灯光下，跟我说，现在你爸爸不在家，你姐姐还下放在乡下，你弟弟还在上学……母亲说到一半停顿下来，眼睛里已经有了泪花。其实，我知晓母亲想说什么，因为，早几天母亲欲说又止好几次了。我就主动说，姆妈，您给我联系一下，让我去做泥水小工吧。

    随后，我便去了化肥厂工地。缑城南门的化肥厂工程是县里的重点项目，正建设得热火朝天。当年，像我这样的男小工一天的工钱是一元二角，可抬水泥板，按块算钱，一块五六百斤重的水泥预制板四个人抬，抬上二层四角钱，抬上三层六角钱，抬上四层八角钱，工钱四人平分。那时，我已经长到一米七五，自认为是个后生了，有一把力气。为了多挣钱，我先去抬水泥预制板，而且每天总想多抬几块，但毕竟还只有十六虚岁，比不上那些大人。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感恩西门的建国大哥，建国大哥比我大六七岁，当年我们抬水泥预制板时，看我抬得吃力，他每次总将预制板往他抬的那头靠近一些，以减轻我肩上的压力。这么多年来，建国大哥这个小小的举动，一直让我倍感温暖。

    那时候，我母亲也因故被下放到化肥厂工地干统计工作。有一次我抬预制板上楼时，某一个角度正好能看见母亲在远处的一个角落看着我，当我们母子目光相遇的一瞬间，母亲马上将头转了过去。

    1978年底，我终于有了工作，要去供销社上班，不用再去做泥水小工了，那年我十六岁。上班前的一天上午，母亲带着我去银行，取出了我做泥水小工攒的一百多元钱，还将家里所有的存款取了出来。随后，母亲带我来到中大街的百货公司。站在进口钟表柜台前，我看见柜台里赫然陈放着几块锃亮的瑞士手表。母亲没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买了块标价246元、最贵的钢带西马牌瑞士手表。那时候，我们家境很不宽裕，246元顶得上许多人一年的工资。可那天，母亲却做了这么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

    站在百货大楼门口，阳光亮得有些晃眼。母亲给我戴上手表，说，你参加工作，就是个大人了。大人要有个大人的样子，要站得直，不能让人瞧不起。

    从那天起，那块用我做小工赚的钱和母亲的积蓄换来的手表就一直戴在我的手上，连同母亲的那句话，一直陪我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