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单位宁波水表厂

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宁波拖拉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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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主战场。在改革开放早期，宁波便在这片领域探索、深耕。

    时间回拨到1984年，这一年，宁波被列为全国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在“跟进”与创新中，宁波发挥自身优势，抢抓机遇，奋发进取，探索和开拓出适合宁波的改革路径。

    从1978年到1992年，14年间的不懈努力，宁波从一个江南小城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域和重要的开放城市。

    撰文 刘士岭　王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忽如一夜春风来，万物复苏。长期沉寂的宁波，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宁波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埠。

    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战争频仍，以港口闻名的宁波开始走向衰落，城市地位也日渐式微。1949年，宁波国内生产总值仅2.16亿元，人均86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工业总产值仅0.7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74.2∶9.7∶16.1。“三支半烟囱”是当时宁波工业经济的真实写照。

    直到1978年，宁波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20.17亿元，人均437元，工业增加值8.62亿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此时的宁波，与中国的其他地区相比，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江南商埠小城。

    当改革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素来有着开放创新、善于学习、敢闯敢做特点的宁波人，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宁波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定土地、定工分、定成本、定上缴、定超额奖励的农村“小六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初露雏形。

    与此同时，宁波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着手准备。早在1978年，宁波市革委会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对全市工业进行改组，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1979年二三月间，中共宁波地委、市委分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和浙江省委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把宁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宁波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1979年11月，宁波市决定在15户工交企业中开展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此起步。

    从1978年到1992年，宁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起步与试验、探索与推进、深入与展开三个阶段，改革涉及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经济体制等领域。这一系列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激起一池春水。

    在不少“老宁波”的记忆里，肯定还保留着当年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搞活企业”的点滴。

    1979年11月，宁波市委、市政府确定宁波水表厂等10家国营企业和5家集体企业进行首批扩权试点，实行包括全额利润留成、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扩大了企业的财权、物权。

    1980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新增15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41个集体企业。1981年，试点内容有所扩大，试点企业在生产计划、资金支配、物资采购、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等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1982年、1983年，扩权试点企业进一步增加。

    在扩权试点的同时，宁波推行以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为主的经济责任制。1982年，77家国营工交企业全部实行了经济责任制。物资企业、流通企业也大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了经济责任制。

    企业扩权和经济责任制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企业、职工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开始打破过去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现象，增加了国家收入，提高了企业效益，改善了职工待遇。

    鄞县化肥厂，改革前企业管理不善，吃“大锅饭”现象严重，1979年企业亏损22万元。从1980年3月起，工厂厂部与车间签订经济协议，各项指标分工包干，实行经济奖赔；各车间对班组和个人建立小指标考核记分制，逐月进行评比考核，根据分数高低分配奖金，使企业、车间、班组的经营好坏与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产量逐月突破，1至8月全厂化肥比上年同期增长54.5%，产品成本下降了6.7%，在原料、油价提升的情况下，全厂利润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4万元，迅速实现扭亏为盈。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摸着石头过河”，宁波企业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1984年5月，宁波以建筑行业为突破口，试行承包责任制。打破画地为牢、不准外地建筑队伍进城的传统观念，施工、勘探、设计、建筑安装全面向国内市场开放，其中设计还向境外市场开放，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几个月内，北京、杭州等外地61家建筑企业、2万多人的队伍进入宁波，一举改变了以往建筑行业投资“无底洞”、工期“马拉松”的状况。主要工程造价降低14%，工期比国家规定定额缩短40%；全员劳动生产率突破万元大关，比改革前提高42.5%。宁波市建筑行业的配套改革经验，当时在浙江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有了建筑试行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宁波市的承包经营制试点迅速铺开，1984年10月，在宁波化工机械总厂、钢铁总厂等企业开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首轮试点。1987年7月，宁波市政府发布《关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行办法》，全面实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仅国家对企业实行承包制，企业内部也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同时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人事制度、劳动制度，优化劳动组合。

    同样在1984年，宁波开始在企业中进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同年12月，试点企业扩大到108家。1986年9月，国务院正式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肯定下来，宁波市开始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从1984年开始的三年内，市政府先后下达27个文件，放权242条，扩大了企业的经营、技改、内部分配、机构设置等自主权，同时试行择优招聘经营者。

    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宁波市对企业的用工分配制度继续进行改革。企业用工由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由此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起，企业新招工人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并一律向社会公开招考。

    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后，宁波开始探索利用外资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1984年至1987年4年间，共嫁接改造企业26家。

    当1987年实行计划单列和1988年成为“较大的市”以后，宁波企业制度改革在实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组建企业集团等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14年来，通过不断改革，宁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开，从政府的附属物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企业经营者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提高。1990年，全市工商企业全面实行了承包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初，“厂长（经理）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新型领导体制已在全市企业基本确立。

    这，仅仅是改革开放早期宁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14年间，这一全方位扎实推进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带给宁波的是一番巨变。

    经过14年的改革，宁波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宁波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0.17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13.05亿元；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8.6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16.2亿元；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78年214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4367万吨；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1978年的4.97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9.84亿元。1992年，宁波在全国187个地级以上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中居38位。

    经过14年的奋进，企业焕发生机与活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实力不断壮大。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跨入全国17个工业总产值逾百亿元城市行列；1988年，工业总产值再上新台阶，突破200亿元大关。1991年底，全市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7800多家，工业总产值371亿元，比1978年增长5.5倍；全市累计有1310只产品获优质产品奖。

    经过14年的努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宁波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6元增加到1992年的26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29元增加到1992年的1624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7.07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79.40亿元，彩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市区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78年的6.93平方米增加到1992年的16平方米。

    经过14年的接力，城市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宁波市兴建了一大批港口、机场、铁路、公路、通讯、供水、供电、宾馆、住宅、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比如邮电通讯，1988年1.4万门程控电话工程投入使用，1990年宁波程控电话工程、宁波长途电信枢纽楼相继开工。

    1978年到1992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