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 依靠改革红利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北京日报》刊文指出：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劳动力供给是丰富的，是便宜的，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从资本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也会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

    所有这些因素和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所以我们把它叫作人口红利。有了这些因素，把它放在总体生产函数中，就得出了比较高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10%，中国也的确实现了大约10%的实际增长速度，这是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低谷，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很难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具有人口红利，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直接税改革的

    三个理论误区需澄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在《经济日报》刊文表示：从我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来看，妥善推进直接税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征程中需经受的历史性考验。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基础性制度的过程中，同样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更好推进直接税改革，有几个理论和认识上的误区必须加以澄清：

    第一个误区是“税收万能论”。税收制度只是制度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税收工具只是宏观调控诸多工具里的一个选项。税收是有调节作用，但这个作用不是万能的。

    第二个误区是“税收无用论”。税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包打天下。但是，应该建立的税收制度迟迟不建立，又是万万不能的。做经济分析不能仅拿一个制度因素、一个参数，去和某一个结果简单地形成一对一的因果关系。

    第三个误区是“税制自然演变论”。这种说法否定了人们主动把握税制的可塑性和推进税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所说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税收立法”，都是要抓住这个可塑性。

    在对外经济博弈发展中

    要增强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学部委员程恩富在《光明日报》刊文说：面对美国公然宣布实施对我国部分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我国坚决从容对等反制，但有舆论担忧中国经济会被迫“硬着陆”。其实，我国一向具有辩证思维和前进定力，善于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要在对外经济博弈发展中增强自信。

    首先，应客观认知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我国国内市场庞大，产品自我消化能力强，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完整，整体回旋余地大，为抵御外部风险，消化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冲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在稳定应对中向好，促进产品和产业提质增效。

    其次，应客观认知美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有所封锁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教育、培育引进人才等方式，加快自主研发来突破发达国家占领的制高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大国转型，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应客观认知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技术战和金融战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迅速发展壮大，势必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打压，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取得国内经济与国外交往的协调发展和博弈发展的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