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在青岛天一书房举办讲座（陈青 摄）

    记者 陈青         

    “今天的写作是对以往写作的拯救。”日前，著名作家叶兆言携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现身青岛天一书房为读者举办讲座，同时还举行了“秦淮三部曲”作品首发式。

    20世纪80年代，叶兆言和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数百万字，在他身上还有“新写实”“新历史”这样的写作标签。

    新作《刻骨铭心》描摹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风云变化以及裂变时代的痛与爱，初稿2017年首发于《钟山》杂志。此后，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润饰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约1万字，书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情状，体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它与同以南京为背景的《很久以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合称为“秦淮三部曲”。不久前，《刻骨铭心》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该书被誉为叶兆言三部曲中的扛鼎之作。

    “我最大的幸运其实是很喜欢写，而且一直沉溺在写作中。”即便是讲座的当天早上，叶兆言还坚持6点钟坐下来写了2000字，“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

    叶兆言享受写作所带来的乐趣，他不停写作不停尝试，《刻骨铭心》开头就用了四种叙事手法，为的是证明好的作品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创作的自由。他在第一章《哈萨克斯坦》中写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一个女孩，说的是人类有可能面临无性的痛苦；第二个讲一个人在突然失去语言后无法表达的痛。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和后面的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叶兆言说：“很多人跟我探讨小说的第一章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觉得现代小说是开放性的，可以有很多种开头。我给了读者一道选择题，这是趣味性的尝试。”

    叶兆言认为，作家都在思考怎么写得不一样，写作就是去做不可能的事。作家不仅要考虑写什么，同时还要考虑怎么写？“从我个人来说，写作不是教育读者，而是启发或者唤起读者自己的认识。一个读者觉得这本书好，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写得好，更是因为读者的修养、阅读经验使他具备了阅读能力。很多时候，阅读是一种审美需要。就像有人喜欢京戏，他喜欢而且需要走进剧场去感受。”叶兆言说，写作也是这样，“作家写作是开放的，读者阅读更是开放的。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阅读是翻阅性的，这就要求小说不仅开头要精彩，中间所有的段落章节也应该精彩，好的小说经得起读者从任何一个地方翻阅。”

    《刻骨铭心》虽有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重点不在于写历史，而是写“人”，写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那时的南京处于风口浪尖上，各种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主人公绍彭更是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书中大历史的皱褶与小人物的悲欢均清晰可见，民国的时代气息在小说里流淌。

    叶兆言一直反对一个作家是地方主义者，“我生活在南京，写作需要一个空间，需要告诉读者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过，“文学是世界性的，它可以有地方特色，但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应该是土特产。我一直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以个人的形象出现的。”

    不能否认，叶兆言对南京历史非常熟悉。他说人生有两件事——阅读和写作，“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就像很多男孩喜欢打球、打游戏一样，我喜欢背历史里的皇帝，没有功利目的。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只是要求我们到图书馆去看书，所以我在做那些历史功课的时候是无意的。”他的文学观来自父亲，“文史不分家是中国传统，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但《史记》不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吗？一定是的！我们一定会把《史记》中精彩的部分作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来讲述。”

    叶兆言最近投入到《南京传》的写作之中，作品在网络平台上连载。“有一天，我看了英国人写的《伦敦传》，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由此找到了一个兴奋点。《南京传》和我以往写的南京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南京传》体现的理念，就是透过南京窗口看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