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恶”具有个人和公共两个维度

    残忍、虚伪、势利、背信弃义以及厌世，这些恶都有一项特殊的性质：它们都同时具有个人和公共两个维度。

    我们对孩子残忍，也对政治对手残忍；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虚伪都随处可见；势利发生在家庭内部，但在代议制民主政制下，它会造成严重的意识形态后果；我们背叛自己个人的朋友并不比背叛政治盟友来得少——事实上，这就是爱和战争如此相似的原因。

    此外，如果我们太过在意平常的恶，就可能会遭受厌世之苦……有些个人之恶也许极为讨厌，但必须去容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或审慎问题……这些恶可能牵连着我们的整体品格，因此我们对这些恶的反应要远为深刻，在情感和思考两方面都是如此。

    ■人们或许不是为了追求“好”，而只是为了生存

    如果某人把恶放在第一位，那么他们将会小心控制自己的厌世，唯恐它发展成暴怒……就其本身而言，厌世是一种恶，自由主义者应该好好思考下这种恶，尤其是如果他们不想屈从于厌世更具威胁且更讽世的形式的话。

    思考这些恶，你会发现，人们或许不是为了追求“好”，而只是为了生存。我们的文化由许多次级文化构成，由古代宗教和阶级传统的累积、情感和举止风范的种族遗传，以及其最初目的如今早已被彻底遗忘了的意识形态残余构成。自由主义民主政制了解这些情况，于是它发展成了一种求生的秘诀，而非一项追求人类完美的筹码。

    ■“道貌岸然”有时候是必要的

    残酷、虚伪、势利和背叛当然永远不会消失。我们的目的不是赞颂或根除它们，而是探索思考它们的困难。每一种恶都有模棱两可的地方，至少背叛是这样的，因为它在如此深刻地伤害我们的同时却又无须什么重大的原因同时也没有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势利也如此，尽管虚伪并非没有社会的功能。简言之，这是在道德的雷区中的一次漫步，而不是一场通往某个终点的比赛。

    在美国，在公共领域发表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观点已经变成不可接受的行为，然而在私人交谈中，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话语依旧不受限制地频繁出现。南方人曾嘲笑此类现象，认为这表现了北方佬的虚伪。而如今，在选举期间，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公共领域都只能用暗语来隐晦地表达种族主义之类的观点。哪个平等主义者还希望在公共领域有更多的坦诚？我们的公共行为真的应该反映私人、内在的自我吗？我们在公共领域的风范往往好过私底下放松时的举止。无论如何，这种“道貌岸然”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相反，这是一种必要的伪装，是我们道德努力而非道德失败的证明。

    ■推行宽容更困难，道德要求更高

    相比于压制，持续一贯地推行宽容要更为困难，道德上的要求也更高……人们首先思考的是“要避免什么”……勇气会被珍视，因为它不仅阻止我们陷入残忍行径，也鼓励我们与肉体和道德层面的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做斗争。

    这种勇气当然不是军人之勇，恰恰是最有可能受到他们伤害的人的勇气……曾经面临的选择现在依然放在我们面前：不是在古典美德和自由主义的自我放纵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军事与道德层面的残忍压制暴力，与一种自制的宽容之间抉择……自由主义其实极为困难、极受约束，对于那些无法忍受矛盾、复杂性、多样性和自由之风险的人来说，自由主义的困难和约束只会太多。

    ■只有信仰才可以让我们摆脱疑惑

    如今那些声称要以残忍的方式厌恶残忍的人，其实是在以马基雅维利的风格行事，他们相信即使是为了终止残忍，残忍本身也是有效的方式。这种观点以及萨特的观点的优点在于，它们坚定不移地关注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施虐者和加害者。任何一个认真对待残忍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些人。但像蒙田一样，我们不应接受那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那种歪曲很容易使人陷入狂热的残忍。尽管如此，这种现象依然是非同寻常的。连最为坚定的不合群者，都会轻易地因为厌世而对狂暴的集体公共行动顶礼膜拜。

    拥有标准并不会使我们再无疑惑；只有信仰可以让我们摆脱疑惑，但我们将因此付出巨大的智识和道德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