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也是中国人的选择空间

    有过这样的事，我们的教授在国外被问及：“常常听到中国学人讲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能给我们讲讲它如何博大精深法吗？”我们的教授说：“既然博大精深，岂能几句话给你讲清楚？没法讲。”我觉得未免尴尬。仔细想想，几乎无人不讲其博大精深，却当真说不太清晰。

    博，意即渊博、丰盛、多样、富饶。我们是个古国、大国，郁郁乎文哉，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民族五十六，人口十几亿，文字甲骨篆隶、正楷行草，文献河图洛书，说话官话加六大南方方言体系。我们有女娲盘古、混沌倏忽、三皇五帝、共工蚩尤、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元亨利贞、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秦皇汉武、秦砖汉瓦、楚辞汉赋、魏晋名士、唐宗宋祖、李白杜甫、韩柳文章、苏辛柳永、昆仑峨眉、长江黄河。毛主席的说法则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还有燕窝鱼翅、七碟八碗、满汉全席、山珍海味、煎炒烹炸、舌尖中国。还有温补缓泻、丸散膏丹、针灸拔罐、太极少林、刀枪剑戟、五行八卦、青龙白虎、堪舆风水。还有江南胜境、塞北风光、大漠孤烟、东海激浪。还有诗书礼乐、琴棋书画、焚香沐浴、气功打坐。还有戏曲曲艺、忠孝节义、变脸毯子功、四大奇书、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四大名医、文房四宝、三山五岳、三教九流……一言难尽。

    更重要的“博”是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一面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肝脑涂地，报效朝廷，一面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一面是温良恭俭让，绝不犯上作乱，一面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面是循规蹈矩、谦虚谨慎，一面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面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一面是“与时俱化”，不拘一格，“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面是“邦有道”则知则仕，一面是“邦无道”则愚则卷而怀之；一面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一面是“无可无不可”“随机应变”信如神。

    ■喜“大”，而不一味求大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喜欢大，格局胸怀、时空体量、包容汲取、伸延发展，无不求大。曰道、曰天、曰朴、曰仁、曰义，中国士人视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如终极神祇，认为找准了大概念，一通百通，一顺百顺。诸子百家的演绎功力远胜经验归纳。庄子的鲲鹏，一飞冲天，九万里掀动扶摇羊角。老子的道，一曰大，二曰远，三曰逝，四曰返。孔子的道，朝闻可以夕死。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后世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孟子还鼓吹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什么“论万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处是高谈阔论、豪言壮语。直到今天，我们提倡的是大格局、大思路、大气磅礴、识大体、顾全大局。叫作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河没水小河干。叫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当然中华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某种情况下一味求大，有可能演变而成为空洞、夸张、失实等负面现象的渊薮。“大而化之”，这是最轻微温柔的质疑了。“好大喜功”，是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大而无当”，就是说失去了针对性与实际意义的大，全不中用。假大空、吹牛皮、放大炮，这是一种揭示，也是一种厌弃和痛苦。“大言欺世”，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政治骗子、文化骗子、学术骗子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骗人害人的丑恶与危害。

    ■中华文化有两方面的“精”

    一个是做人处世上的精明精当。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留有余地”“莫为已甚”；还有民间的“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吃一堑、长一智”，等等。

    另一方面的精主要表现在文学、书画（主要是书法）、戏曲、烹调、园林、工艺上。有大而精的范例，还有小而精的。比如中华书法，心平气和、龙飞凤舞、精神气质、风格人性、情怀志向、匠心功底、学养定力、雅俗深浅，万物皆备于我。它是无声的交响，无人的起舞，直到人间各种吉凶祸福、顺逆通蹇、血压免疫、微恙绝症……尽在其中。比如中国的餐饮，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宫保鸡丁已经全球不败了。美国一个诗人写诗抒发他面对中华料理的博大精深时的恐怖感，被指责为种族歧视。比如宜兴陶壶、景泰蓝工艺、鼻烟壶内画，还有《核舟记》里描写的“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更不要说大量生产、成为产业的湘绣、苏绣、杭绣等等了。

    不够精的地方主要是现代科学与技术。我们也正在奋起直追。例如断肢再植，早有惊人成绩。在延伸已有的技术方面如互联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按中国人的思路，太精了也会玩物丧志、因小失大、畸形发展、巧言令色、怪力乱神、埋头抠哧、失落方向。好极了，中华文化有一正就有一邪，有一邪就有一扶正袪邪的法门。

    ■中华文化的“深”在于它的辩证思维

    中华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强调谋略，强调藏而不露。强调“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国政治家喜欢搞什么“喜怒不形于色”，不露声色、变幻莫测。中华文化的深刻处常常在于它的辩证思维，特别是《周易》与老庄的辩证思维：一阴一阳谓之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无为而无不为；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柔弱胜刚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哀兵必胜；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学术上，尤其是自然科学、哲学、数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待深入的空间大大地存在。所谓泥古、所谓食洋不化、所谓假洋鬼子、所谓“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还有各种起哄大呼隆，浅的人比深的人多多了。一味深下去也许会钻牛角尖，会成为深刻的片面，过于片面的深刻或者过于深刻的片面，则可能是精神灾难。

    一切事物与秉性都会有正反两面。博，太大了抓不着中心，与凡人俗人接不上地气，联系不上实际，无的放矢，不着边际。太精了成为智巧奢靡。太深了摸不着脉络痕迹，更无法普及群众，于人世少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