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古城（左）与曹厚德先生在考察现场。

带领市民宣传保护共享传统建筑。

带领文保爱好者到野外考察。

做文保，硕果累累。

    李广华        

    他左手握着话筒，右手指着一座清代的老房子，给围拢在身边的百余人讲解着房梁上雕刻的故事，声音从话筒传出很远。这群宁波的文物爱好者，是专程到楠溪江流域考察古建筑的，其中近半是文保员。

    讲解人叫杨古城，今年81岁，声音洪亮，体格硬朗，讲到兴起，配以手势语言，起伏的声调和高涨的情绪，彰显了他外露强势的个性。

    深秋时节，由杨古城和文保爱好者组织的两天考察，内容安排得丰富多彩，专业的分析和指导，让观赏者领略到古建筑的精髓。大家知道，能聆听这位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2008年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的讲解，是件幸事。

    “拆”字下拯救的古镇

    杨古城的经历始终没有离开过“艺术”。早年做过宁波日报社美术编辑、宁波市十七中（甬江女中）美术老师，后到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大部分人生时光在工艺美术研究中度过，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本土文化中的木雕、石刻、竹雕、泥金漆、刺绣、家具、建筑等均有研究。

    他在文保方面所做的事，业内无人不晓。他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所创作的竹根雕作品《钓翁》于1982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新产品一等奖，这在宁波算是早的。今日的象山被誉为“竹根雕之乡”，而他早在1985年便到象山给竹根雕爱好者授课、点评作品，指导创作。他还带去供仿制的样品，后来象山的竹根雕受到上海外贸公司的青睐，打开了外销渠道。

    对浙东地域的风土人情、民间文化，他关注有加，尤其在文物保护方面，不遗余力，在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次，宁波的几位文保爱好者到金华地区考察，老建筑的关键部位受到严格保护，不对外开放。当地文保员听说他们是从宁波来的，二话没说，大开方便之门，理由是：“有宁波杨古城老师的呼吁，我们文保员才每人每年领到200元的补贴。”

    文保员是个特殊职业，一般是业余的、义务的，保护身边的文物古迹是职责所在，不分昼夜，没有工资，没有执法权，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宁波最早的文保员是当时鄞县的几位同志，杨古城身在其中，既做文保员，又是他们的老师，经常给大家辅导文保知识。

    20世纪90年代，他与曹厚德先生一道，对东钱湖周边的古墓、石刻、石碑进行考察，研究其历史价值，前后达七年之久，参与保护了四明史氏墓群及南宋石刻等一大批古迹。从此名声大噪，一提起杨古城，人们自然和文保联系起来。

    现今旅游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前童古镇和黄坛古村，曾经历过一场生命攸关的“大考”。1996年9月，杨古城和曹厚德、张德和、陈盖洪等人到宁海考察雕刻，想从民间工艺中寻求养分。可万万没想到，这一行，有了意外的收获。

    在黄坛古村，雕梁画栋的老房子比比皆是，尚属于原始状态，但也面临着拆迁的危险。而此时浙江的诸葛村和西塘、江苏的周庄等均已被列入保护范围，旅游业开展得热火朝天。几个人既兴奋又担忧，放下专业的考察，共同研究起该如何保护开发古村的问题。

    到了前童古镇，老房子的砖墙上一个个大红的“拆”字，让他们触目惊心。一打听，镇里已做出规划，拆旧建新，让老百姓住新楼房。由于资金暂时没到位，尚未动工。几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街串巷，拍照记录，询问房子背后的历史。越看越急，一商量，决定住下来不走了。他们来到镇政府。接待的人态度非常坚定：“拆！”几人苦口婆心地讲拆不得的理由，对方听了，沉下脸来说：“拆老街是经过县政府批准的，规划图纸都贴上了墙。你们是宁波人，关你们啥事？”

    听到这话，杨古城顿时火冒三丈：“前童不仅是宁海的，也是宁波人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是全民的！你们要拆，我会带很多人来阻止的。”

    回到宁波，他们马不停蹄地起草了《关于抢救和保护宁海黄坛、前童的建议报告》，分送给市文化局、宁海县政府。在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上，他向前来参加会议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文保专家毛昭晰先生展示所拍的照片。毛先生很震惊，立即提出前去考察，并要求杨古城陪同前往。市里及文化局领导也到实地考察。那次以后，杨古城又带文保爱好者一次次地去前童古镇考察呼吁，前后有上百次。经多方努力，以小桥流水、陋巷深庭面貌为特色的前童古镇终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城改中的“危难抢救”

    20世纪90年代，宁波迎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人们对老房子、老街区存在着不同认识，导致拆旧建新一时成为趋势。其中尤以月湖改造和中山广场、天一广场建设为重点，仅月湖一处就拆掉老房子近3000座，至今仍是市民议论的话题。

    月湖庵，又名湖心寺，典型的江南古建风格，居月湖核心位置，规划中也属被拆范畴。得到消息，杨古城等人赶到现场，只见施工单位已搭好脚手架，开始揭屋顶的瓦片，情况十分危急。杨古城大声呵斥工人停下来，可对方说：“我们听上面的，你管不着。”同去的文保爱好者王介堂现场给毛昭晰先生打电话，要他出面干涉。毛先生马上给市领导打电话，要求把古建筑保留下来。

    这期间，一幅出自“日本画圣”雪舟等杨之手的《宁波府图》起了关键作用，画里就有月湖庵。原作藏于美国，画作的复制品现挂在杨古城家客厅的墙壁上，是日本雪舟画研究会会长西尾真里女士送给他的。西尾真里听说要拆除月湖庵，特地写信给市领导说，在500多年前的古画里，有月湖庵的身影，希望能保留下来。杨古城说，这幅画太珍贵了，是保护月湖庵的重要依据。在各方的努力下，月湖庵终于得以留存。

    位于中山广场的张苍水故居，寄托着无数宁波人的思古之幽情。这座明代建筑，按规划要拆移他处，方案一经出台，立即遭到部分市民的反对。是原地保留还是拆移他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一日，杨古城在余姚考察古建筑，市文化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打去电话：“我已经没办法了，看看你们‘四老’（曹厚德、杨古城、王重光、王介堂被称为宁波文保界‘四老’）能否出面争取一下。”

    闻听此言，几位老人焦急万分，连夜聚集到王重光家商议。他们心里都清楚，这座明代的木结构建筑，一旦动迁，建筑本身的原生态意义便荡然无存，即使复建得再好，也无法保持原有的韵味和内涵。呼吁书由杨古城起草，既态度坚定，又能让人接受，遣词造句，有理有据，几位老人一直讨论到深夜。次日，呼吁书飞向国家文物局、宁波市人大、市政府。同时他们又发动文化界人士，通过媒体呼吁，钱江晚报以《休闲广场容不得张苍水故居？》为题刊发来信。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复到省里，省文物局也过问此事。最终，张苍水故居得以保存，现已成为省级文保单位。

    杨古城说：“是文化部门的功劳，才保住了众多的古代建筑，我们只是其中的参与者。”从1995年到2015年，他和文保工作者参与保护了伏跗室、大方岳第、徐时栋故居、永丰库遗址、药皇殿等古建筑遗迹。这期间，他们配合文物部门，多次考察，搜集资料。有时到点位反复调查，呼吁保护的重要性；有时直面问题，和施工单位交涉，阻止拆除。有人说，杨古城是一位文保“狂人”，哪里危急，身影便会出现在哪里。

    拿什么拯救你——“非遗”

    2006年，国家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波有梁祝传说、奉化布龙、宁海平调、朱金漆木雕等上榜。在此之前，省市县各级相应地进行了筛选和挖掘，对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杨古城是研究工艺美术出身，所从事的领域多与非遗相关，2005年他被聘为江东区非遗保护专家，在三年时间里，对手工艺、民俗、说唱、表演、音乐、口技等民间艺术，挖掘整理，汇编成册。

    工艺美术是老百姓身边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传统工艺几近失传。最让宁波人自豪的“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泥金彩漆和骨木镶嵌），曾沦落到找不到制作厂家的地步。

    朱金漆木雕是宁波的传统工艺，是在木雕的基础上与漆艺结合，形成新的艺术形态。国内其他地方如东阳、乐清的木雕也很有名，但它们属清水木雕，雕板上并不涂漆。在宁波，有“三分雕，七分漆”的说法，意思是前期雕刻可以弱些，后续的油漆过程特别讲究，不能马虎。木板雕好后再贴金饰彩，结合沙金、碾金、碾银、沥粉、描金、开金、大漆，最后形成金碧辉煌的千工床、万工轿等作品。这一过程技术要求非常高，生漆的湿度达到80％，温度在28℃至32℃之间，非一般工匠所能掌握。

    经过“文革”浩劫，当时宁波的朱金漆技艺几乎处于绝迹状态，真正懂得全部技艺的只有曹厚德等少数人。曹先生的徒弟陈盖洪，跟他学塑佛像多年，基本掌握了这项工艺，但要从理论上归纳、总结、提升，申报国家级非遗，还有很多路要走。陈盖洪在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时，就听过杨古城的课。这次重新整理挖掘朱金漆技艺，杨古城把自己40多年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到技艺倾囊相授。他两次带陈盖洪到浙江省博物馆，观看镇馆之宝——宁波万工轿的细部特征。两人从朱、金、漆的每一个环节入手，一步一步地挖掘、探索、拍照，再结合实践和研究成果，形成文字资料，编辑出版了《宁波朱金漆木雕》一书。陈盖洪仿制的万工轿，最终获得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朱金漆木雕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首批名录。如今，陈盖洪的国家级传承基地已在鄞州区挂牌，中国朱金漆木雕博物馆也已建成并对外开放。

    泥金彩漆的制作要求很高，漆分立体和平面两种，漆雕不能像在木板上那样一气呵成，要充分考虑气候环境，气温高和低要区别对待。

    泥金彩漆申遗时，有关部门寻遍海曙区、江东区，没有找到从业者，杨古城又跑到宁海去找。民间艺人倒是有，也符合传统制作的规程，但工艺水准达不到要求。即便这样，他也感到庆幸，泥金彩漆总算没有绝迹。他请原工艺美术厂的老师傅李光昭、陈华民分头去宁海和鄞州做辅导，最后宁海和鄞州两地保留下这一绝技。如今，“三金一嵌”这些最富宁波特色的工艺，均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海丝”的宁波元素

    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古城对传统技艺的研究超出了一般人的浅尝辄止。他像一部活字典，脑海中装满了宁波的“乡土”。问他为何这般喜爱，他的回答出乎预料：

    “是刺激！”

    “是什么刺激呢？”

    1979年，日本佛教曹洞宗代表团访问天童寺，领队是年近八旬的村上博优先生，杨古城为本地陪同者之一。来访者对宁波的古寺、遗址、书法、石刻均有研究，细致到古代明州城有多少城门，分别叫什么名字，老街、寺庙、海关、水码头，位置在哪儿，了如指掌。而陪同的杨古城当时还一知半解，无法跟他们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日本的研究者并未就此止步，村上博优又先后带人考察鄞州、余姚、慈溪、宁海等地120余次。

    “我真的受了刺激，人家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了解得那么清楚，而作为宁波人，还是研究文化艺术的我，却什么都不知道。”杨古城暗自发誓，要尽快补上这一课，不能给宁波人丢脸。

    这一学，就是十年。杨古城称村上博优为自己的“第一个老师”。从此，他的研究也从工艺美术延伸到了“海丝”领域。

    海曙区县学街东口，宋代曾有座景福律寺，元代毁于大火，后人在此基础上建起了郡庙。景福律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许多日本高僧入宋学律，便在此居住，确定其准确位置对学术研究意义重大。经杨古城和村上博优共同考证，景福律寺的位置原来是在现今的城隍庙，此成果也得到文物部门的认可。村上博优先生题写的“宋景福律寺”碑名，现嵌于城隍庙大门右侧的墙上。

    1998年，日本胜山市有关人士看到杨古城与曹厚德所著的《中国佛像艺术》一书，认为他们的著述贴近民间、实用性强，具有指导意义，邀请他们前去鉴定佛像。曹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那是杨古城第一次出国，他在胜山实地考察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佛像2000多尊。更意外的是，在奈良东大寺南门，还看到了一对宋代宁波石匠刻的石狮子。在异国的土地上，看到宁波狮子，怎不让他激动和自豪呢？

    那一次，杨古城还见到许多宁波产的瓷器、绘画、古籍、刺绣、佛画等。2009年8月，他带领10余名宁波的民间人士，自费到日本参观“圣地宁波”展，观赏到早年宁波产的泥金漆、骨木嵌、刺绣、文献、地图、美术品等难得一见的文物。

    浩瀚的大海，没能阻隔文化的交流与相融，宁波与日本交往的历史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诠释。杨古城在对“海丝”的研究过程中，已先后10次到日本考察，其中8次是组织文保爱好者自费前往的。

    如今的宁波，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天童寺、保国寺、上林湖遗址、永丰库遗址被确立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点。

    传承的路有多远？

    奈良东大寺的石狮子，让杨古城看到了具象的宋代实物，可当时宁波本土却没有发现宋代遗存。直到在宁海县西岙村考察古桥时，杨古城发现已被废弃的惠德桥、寺前桥、村中桥，与平日里见到的明清古桥从构造、风格、手法上有所不同。经过对桥柱、桥墙、桥床、桥拱的细部观察，发现石桥完全符合宋代特征。再到村子里一了解，这儿原是南宋最后一个丞相叶梦鼎的故里，桥是他做丞相时造的，这符合古人在外发达后回乡造桥修路的传统。从历史依据、建造特点和风化程度，杨古城断定这三座桥为宋代古桥。这一论断也改写了宁波没有现存宋桥的历史。

    更为可喜的是，在惠德桥的东西南北桥墙上，各雕有一只石狮子，与宋代皇帝陵墓上的狮头非常接近，这也足以认定桥上的石狮子是宋代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宁波无宋狮子的空白。如今，三座桥均已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从南宋石刻，到古村落、古桥、古戏台，再到以“三金一嵌”为主的非遗保护，围绕宁波的历史，杨古城在保护传承的路上一步步地摸索前行，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佛像艺术》《南宋石刻》《宁波古桥》《四明寻踪》《中国石狮子艺术》等著作，许多是具有开创性的。

    “乡土”是什么模样？他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从工艺美术到文物保护，20多年来，他带领一批批文物爱好者，坚持不懈地考察研究，因为他们清楚，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家园，保护自己的“根”。“乡土”什么样，“根”就什么样。

    杨古城负责的文保点有两处：一处是海曙区的林宅，另一处是翁文灏故居。在杨古城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如今宁波市有文保员1200名。宁波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文保爱好者积极投入其中的文保格局，文保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宁波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

    如何让文保事业更有力量？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了解文物，热爱文物。每年，杨古城等人自发组织文保爱好者及市民，到各地参观考察古镇、古村、老房子、老宅第、古桥、古戏台等，考察坚持自发、自愿、自费、自助的原则。除了宁波，他们还组织到绍兴、金华、温州乃至更远的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至今已组织考察220次，有1.3万人次参加。

    耄耋之年的杨古城，身体还算硬朗，每次外出考察，从线路到点位，都亲力亲为。他清楚：“光靠我一人的力量太单薄，我们已形成一个十人左右的核心小组，大家共同参与。我已经上年岁了，文保事业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