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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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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乡土”的模样

杨古城(左)与曹厚德先生在考察现场。
带领市民宣传保护共享传统建筑。
带领文保爱好者到野外考察。
做文保,硕果累累。

    李广华        

    他左手握着话筒,右手指着一座清代的老房子,给围拢在身边的百余人讲解着房梁上雕刻的故事,声音从话筒传出很远。这群宁波的文物爱好者,是专程到楠溪江流域考察古建筑的,其中近半是文保员。

    讲解人叫杨古城,今年81岁,声音洪亮,体格硬朗,讲到兴起,配以手势语言,起伏的声调和高涨的情绪,彰显了他外露强势的个性。

    深秋时节,由杨古城和文保爱好者组织的两天考察,内容安排得丰富多彩,专业的分析和指导,让观赏者领略到古建筑的精髓。大家知道,能聆听这位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2008年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的讲解,是件幸事。

    “拆”字下拯救的古镇

    杨古城的经历始终没有离开过“艺术”。早年做过宁波日报社美术编辑、宁波市十七中(甬江女中)美术老师,后到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大部分人生时光在工艺美术研究中度过,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本土文化中的木雕、石刻、竹雕、泥金漆、刺绣、家具、建筑等均有研究。

    他在文保方面所做的事,业内无人不晓。他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所创作的竹根雕作品《钓翁》于1982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新产品一等奖,这在宁波算是早的。今日的象山被誉为“竹根雕之乡”,而他早在1985年便到象山给竹根雕爱好者授课、点评作品,指导创作。他还带去供仿制的样品,后来象山的竹根雕受到上海外贸公司的青睐,打开了外销渠道。

    对浙东地域的风土人情、民间文化,他关注有加,尤其在文物保护方面,不遗余力,在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次,宁波的几位文保爱好者到金华地区考察,老建筑的关键部位受到严格保护,不对外开放。当地文保员听说他们是从宁波来的,二话没说,大开方便之门,理由是:“有宁波杨古城老师的呼吁,我们文保员才每人每年领到200元的补贴。”

    文保员是个特殊职业,一般是业余的、义务的,保护身边的文物古迹是职责所在,不分昼夜,没有工资,没有执法权,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宁波最早的文保员是当时鄞县的几位同志,杨古城身在其中,既做文保员,又是他们的老师,经常给大家辅导文保知识。

    20世纪90年代,他与曹厚德先生一道,对东钱湖周边的古墓、石刻、石碑进行考察,研究其历史价值,前后达七年之久,参与保护了四明史氏墓群及南宋石刻等一大批古迹。从此名声大噪,一提起杨古城,人们自然和文保联系起来。

    现今旅游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前童古镇和黄坛古村,曾经历过一场生命攸关的“大考”。1996年9月,杨古城和曹厚德、张德和、陈盖洪等人到宁海考察雕刻,想从民间工艺中寻求养分。可万万没想到,这一行,有了意外的收获。

    在黄坛古村,雕梁画栋的老房子比比皆是,尚属于原始状态,但也面临着拆迁的危险。而此时浙江的诸葛村和西塘、江苏的周庄等均已被列入保护范围,旅游业开展得热火朝天。几个人既兴奋又担忧,放下专业的考察,共同研究起该如何保护开发古村的问题。

    到了前童古镇,老房子的砖墙上一个个大红的“拆”字,让他们触目惊心。一打听,镇里已做出规划,拆旧建新,让老百姓住新楼房。由于资金暂时没到位,尚未动工。几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街串巷,拍照记录,询问房子背后的历史。越看越急,一商量,决定住下来不走了。他们来到镇政府。接待的人态度非常坚定:“拆!”几人苦口婆心地讲拆不得的理由,对方听了,沉下脸来说:“拆老街是经过县政府批准的,规划图纸都贴上了墙。你们是宁波人,关你们啥事?”

    听到这话,杨古城顿时火冒三丈:“前童不仅是宁海的,也是宁波人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是全民的!你们要拆,我会带很多人来阻止的。”

    回到宁波,他们马不停蹄地起草了《关于抢救和保护宁海黄坛、前童的建议报告》,分送给市文化局、宁海县政府。在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上,他向前来参加会议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文保专家毛昭晰先生展示所拍的照片。毛先生很震惊,立即提出前去考察,并要求杨古城陪同前往。市里及文化局领导也到实地考察。那次以后,杨古城又带文保爱好者一次次地去前童古镇考察呼吁,前后有上百次。经多方努力,以小桥流水、陋巷深庭面貌为特色的前童古镇终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城改中的“危难抢救”

    20世纪90年代,宁波迎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人们对老房子、老街区存在着不同认识,导致拆旧建新一时成为趋势。其中尤以月湖改造和中山广场、天一广场建设为重点,仅月湖一处就拆掉老房子近3000座,至今仍是市民议论的话题。

    月湖庵,又名湖心寺,典型的江南古建风格,居月湖核心位置,规划中也属被拆范畴。得到消息,杨古城等人赶到现场,只见施工单位已搭好脚手架,开始揭屋顶的瓦片,情况十分危急。杨古城大声呵斥工人停下来,可对方说:“我们听上面的,你管不着。”同去的文保爱好者王介堂现场给毛昭晰先生打电话,要他出面干涉。毛先生马上给市领导打电话,要求把古建筑保留下来。

    这期间,一幅出自“日本画圣”雪舟等杨之手的《宁波府图》起了关键作用,画里就有月湖庵。原作藏于美国,画作的复制品现挂在杨古城家客厅的墙壁上,是日本雪舟画研究会会长西尾真里女士送给他的。西尾真里听说要拆除月湖庵,特地写信给市领导说,在500多年前的古画里,有月湖庵的身影,希望能保留下来。杨古城说,这幅画太珍贵了,是保护月湖庵的重要依据。在各方的努力下,月湖庵终于得以留存。

    位于中山广场的张苍水故居,寄托着无数宁波人的思古之幽情。这座明代建筑,按规划要拆移他处,方案一经出台,立即遭到部分市民的反对。是原地保留还是拆移他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一日,杨古城在余姚考察古建筑,市文化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打去电话:“我已经没办法了,看看你们‘四老’(曹厚德、杨古城、王重光、王介堂被称为宁波文保界‘四老’)能否出面争取一下。”

    闻听此言,几位老人焦急万分,连夜聚集到王重光家商议。他们心里都清楚,这座明代的木结构建筑,一旦动迁,建筑本身的原生态意义便荡然无存,即使复建得再好,也无法保持原有的韵味和内涵。呼吁书由杨古城起草,既态度坚定,又能让人接受,遣词造句,有理有据,几位老人一直讨论到深夜。次日,呼吁书飞向国家文物局、宁波市人大、市政府。同时他们又发动文化界人士,通过媒体呼吁,钱江晚报以《休闲广场容不得张苍水故居?》为题刊发来信。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复到省里,省文物局也过问此事。最终,张苍水故居得以保存,现已成为省级文保单位。

    杨古城说:“是文化部门的功劳,才保住了众多的古代建筑,我们只是其中的参与者。”从1995年到2015年,他和文保工作者参与保护了伏跗室、大方岳第、徐时栋故居、永丰库遗址、药皇殿等古建筑遗迹。这期间,他们配合文物部门,多次考察,搜集资料。有时到点位反复调查,呼吁保护的重要性;有时直面问题,和施工单位交涉,阻止拆除。有人说,杨古城是一位文保“狂人”,哪里危急,身影便会出现在哪里。

    拿什么拯救你——“非遗”

    2006年,国家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波有梁祝传说、奉化布龙、宁海平调、朱金漆木雕等上榜。在此之前,省市县各级相应地进行了筛选和挖掘,对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杨古城是研究工艺美术出身,所从事的领域多与非遗相关,2005年他被聘为江东区非遗保护专家,在三年时间里,对手工艺、民俗、说唱、表演、音乐、口技等民间艺术,挖掘整理,汇编成册。

    工艺美术是老百姓身边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传统工艺几近失传。最让宁波人自豪的“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泥金彩漆和骨木镶嵌),曾沦落到找不到制作厂家的地步。

    朱金漆木雕是宁波的传统工艺,是在木雕的基础上与漆艺结合,形成新的艺术形态。国内其他地方如东阳、乐清的木雕也很有名,但它们属清水木雕,雕板上并不涂漆。在宁波,有“三分雕,七分漆”的说法,意思是前期雕刻可以弱些,后续的油漆过程特别讲究,不能马虎。木板雕好后再贴金饰彩,结合沙金、碾金、碾银、沥粉、描金、开金、大漆,最后形成金碧辉煌的千工床、万工轿等作品。这一过程技术要求非常高,生漆的湿度达到80%,温度在28℃至32℃之间,非一般工匠所能掌握。

    经过“文革”浩劫,当时宁波的朱金漆技艺几乎处于绝迹状态,真正懂得全部技艺的只有曹厚德等少数人。曹先生的徒弟陈盖洪,跟他学塑佛像多年,基本掌握了这项工艺,但要从理论上归纳、总结、提升,申报国家级非遗,还有很多路要走。陈盖洪在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时,就听过杨古城的课。这次重新整理挖掘朱金漆技艺,杨古城把自己40多年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到技艺倾囊相授。他两次带陈盖洪到浙江省博物馆,观看镇馆之宝——宁波万工轿的细部特征。两人从朱、金、漆的每一个环节入手,一步一步地挖掘、探索、拍照,再结合实践和研究成果,形成文字资料,编辑出版了《宁波朱金漆木雕》一书。陈盖洪仿制的万工轿,最终获得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朱金漆木雕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首批名录。如今,陈盖洪的国家级传承基地已在鄞州区挂牌,中国朱金漆木雕博物馆也已建成并对外开放。

    泥金彩漆的制作要求很高,漆分立体和平面两种,漆雕不能像在木板上那样一气呵成,要充分考虑气候环境,气温高和低要区别对待。

    泥金彩漆申遗时,有关部门寻遍海曙区、江东区,没有找到从业者,杨古城又跑到宁海去找。民间艺人倒是有,也符合传统制作的规程,但工艺水准达不到要求。即便这样,他也感到庆幸,泥金彩漆总算没有绝迹。他请原工艺美术厂的老师傅李光昭、陈华民分头去宁海和鄞州做辅导,最后宁海和鄞州两地保留下这一绝技。如今,“三金一嵌”这些最富宁波特色的工艺,均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海丝”的宁波元素

    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古城对传统技艺的研究超出了一般人的浅尝辄止。他像一部活字典,脑海中装满了宁波的“乡土”。问他为何这般喜爱,他的回答出乎预料:

    “是刺激!”

    “是什么刺激呢?”

    1979年,日本佛教曹洞宗代表团访问天童寺,领队是年近八旬的村上博优先生,杨古城为本地陪同者之一。来访者对宁波的古寺、遗址、书法、石刻均有研究,细致到古代明州城有多少城门,分别叫什么名字,老街、寺庙、海关、水码头,位置在哪儿,了如指掌。而陪同的杨古城当时还一知半解,无法跟他们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日本的研究者并未就此止步,村上博优又先后带人考察鄞州、余姚、慈溪、宁海等地120余次。

    “我真的受了刺激,人家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了解得那么清楚,而作为宁波人,还是研究文化艺术的我,却什么都不知道。”杨古城暗自发誓,要尽快补上这一课,不能给宁波人丢脸。

    这一学,就是十年。杨古城称村上博优为自己的“第一个老师”。从此,他的研究也从工艺美术延伸到了“海丝”领域。

    海曙区县学街东口,宋代曾有座景福律寺,元代毁于大火,后人在此基础上建起了郡庙。景福律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许多日本高僧入宋学律,便在此居住,确定其准确位置对学术研究意义重大。经杨古城和村上博优共同考证,景福律寺的位置原来是在现今的城隍庙,此成果也得到文物部门的认可。村上博优先生题写的“宋景福律寺”碑名,现嵌于城隍庙大门右侧的墙上。

    1998年,日本胜山市有关人士看到杨古城与曹厚德所著的《中国佛像艺术》一书,认为他们的著述贴近民间、实用性强,具有指导意义,邀请他们前去鉴定佛像。曹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那是杨古城第一次出国,他在胜山实地考察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佛像2000多尊。更意外的是,在奈良东大寺南门,还看到了一对宋代宁波石匠刻的石狮子。在异国的土地上,看到宁波狮子,怎不让他激动和自豪呢?

    那一次,杨古城还见到许多宁波产的瓷器、绘画、古籍、刺绣、佛画等。2009年8月,他带领10余名宁波的民间人士,自费到日本参观“圣地宁波”展,观赏到早年宁波产的泥金漆、骨木嵌、刺绣、文献、地图、美术品等难得一见的文物。

    浩瀚的大海,没能阻隔文化的交流与相融,宁波与日本交往的历史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诠释。杨古城在对“海丝”的研究过程中,已先后10次到日本考察,其中8次是组织文保爱好者自费前往的。

    如今的宁波,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天童寺、保国寺、上林湖遗址、永丰库遗址被确立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点。

    传承的路有多远?

    奈良东大寺的石狮子,让杨古城看到了具象的宋代实物,可当时宁波本土却没有发现宋代遗存。直到在宁海县西岙村考察古桥时,杨古城发现已被废弃的惠德桥、寺前桥、村中桥,与平日里见到的明清古桥从构造、风格、手法上有所不同。经过对桥柱、桥墙、桥床、桥拱的细部观察,发现石桥完全符合宋代特征。再到村子里一了解,这儿原是南宋最后一个丞相叶梦鼎的故里,桥是他做丞相时造的,这符合古人在外发达后回乡造桥修路的传统。从历史依据、建造特点和风化程度,杨古城断定这三座桥为宋代古桥。这一论断也改写了宁波没有现存宋桥的历史。

    更为可喜的是,在惠德桥的东西南北桥墙上,各雕有一只石狮子,与宋代皇帝陵墓上的狮头非常接近,这也足以认定桥上的石狮子是宋代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宁波无宋狮子的空白。如今,三座桥均已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从南宋石刻,到古村落、古桥、古戏台,再到以“三金一嵌”为主的非遗保护,围绕宁波的历史,杨古城在保护传承的路上一步步地摸索前行,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佛像艺术》《南宋石刻》《宁波古桥》《四明寻踪》《中国石狮子艺术》等著作,许多是具有开创性的。

    “乡土”是什么模样?他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从工艺美术到文物保护,20多年来,他带领一批批文物爱好者,坚持不懈地考察研究,因为他们清楚,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家园,保护自己的“根”。“乡土”什么样,“根”就什么样。

    杨古城负责的文保点有两处:一处是海曙区的林宅,另一处是翁文灏故居。在杨古城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如今宁波市有文保员1200名。宁波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文保爱好者积极投入其中的文保格局,文保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宁波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

    如何让文保事业更有力量?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了解文物,热爱文物。每年,杨古城等人自发组织文保爱好者及市民,到各地参观考察古镇、古村、老房子、老宅第、古桥、古戏台等,考察坚持自发、自愿、自费、自助的原则。除了宁波,他们还组织到绍兴、金华、温州乃至更远的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至今已组织考察220次,有1.3万人次参加。

    耄耋之年的杨古城,身体还算硬朗,每次外出考察,从线路到点位,都亲力亲为。他清楚:“光靠我一人的力量太单薄,我们已形成一个十人左右的核心小组,大家共同参与。我已经上年岁了,文保事业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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