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 《祭侄文稿》（局部）（资料图片）

    枕 流           

    近期，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着“天下行书第二”之誉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赴日本展出一事，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件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物极其珍贵，长途跋涉展出可能会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坏。也有学者指出，纸寿千年，展一次伤一次，更何况，《祭侄文稿》本就因其珍贵而被列为“限展品”。然而笔者在此不想评议“出借”之举，只想就《祭侄文稿》缘何贵重发表些陋见。因为与《祭侄文稿》出借引发的诸多情绪相比，令笔者更为感慨的是，许多中国人或许还不清楚这件宝贝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人们儿时学书法，多从“颜柳欧赵”的楷书练起。颜真卿的字体遒劲庄严，刚俊端美，自古以来拥趸甚多。若说“字如其人”用在蔡京这样的奸臣身上并不合适，但用在颜真卿这里恰如其分。欧阳修说：“（颜鲁公）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那么《祭侄文稿》对我们这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到底具有怎样重大的意义呢？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这件宝物背后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祭侄文稿》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被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兰亭集序》真迹早已不存，《祭侄文稿》为此尤显珍贵。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书至于颜鲁公。”一般认为，颜真卿是继“书圣”王羲之后最伟大的书法家。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势如破竹，直捣京城。当时，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及其子颜季明镇守于常山郡，即现在河北省正定县。颜季明在抗击叛军过程中被俘，安禄山军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史载颜杲卿“缚于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节解之，比至气绝，大骂不息”。父子二人均被杀，颜氏一门30余口罹难。两年后，颜真卿收复常山郡，命人去寻哥哥和侄子的尸骸。因两人死时是被叛军肢解的，所以只找回了颜杲卿的腿骨和颜季明的头骨。可以想见，面对亲人遗骨，颜真卿内心是何等的痛苦、悲愤。就是在这样的极端心情下，他挥泪写下《祭侄文稿》。兴元元年（784年），76岁的颜真卿前往敌方军营劝降叛将李希烈，被缢身亡。

    回头再看《祭侄文稿》，它是一份行书草稿，上面多有圈涂改划，看上去似乎并不怎么“完美”。文始，颜真卿叙述侄子的生前状况，笔画较平缓，笔墨也清淡。转入正文后，字体变大，笔画变粗。写到“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这16字，伤痛之情溢出纸面，及至“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观者几乎能看见作者与笔墨融为一体的斑斑血泪。《祭侄文稿》的文字疏密度和墨色浓淡度，是颜真卿指腕运送、一气呵成的结果，或者说里面的一笔一画都是他起伏的情绪在纸面上倾泻的结果。

    颜真卿乃书法大家，用今天的流行语说，他是“书九代”。他的九世祖颜腾之是草书名家，六世祖颜协是草隶名家，五世祖颜之推精通书艺，写过《颜氏家训》；母族中的殷仲容、殷令名等也均为书法名家。所以颜真卿的专业功力毋庸置疑，只不过在写《祭侄文稿》时，他根本没心思去琢磨艺法，完全是借笔墨抒胸臆。有专家评价书法作品认为，“书作不如信札，信札不如草稿”，因为一本正经写出来的字容易显得拘谨，缺乏兴之所至后行云流水的酣畅之态。写草稿往往能达到“心手两忘”的境界，这时出来的作品往往自然真实，最明心见性，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往往是最上乘的。

    什么是最高尚的艺术？在笔者看来不是巧夺天工的金杯玉盏，也不是爽心悦目的青绿山水，而是像《祭侄文稿》这样由创作者以爱国情怀、忠贞心志、精深造诣凝聚成的，能彰显我们这个民族精神气质的物件。说实话，纸寿千年——实体文物无论怎样珍藏，总难永存。但如果负载其上的那份民族精神能够渗透在后世国人的骨血之中，那才是真正对国宝的保护和传承。